我是一个亏待了自己子女的父亲

正值父亲节，我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同时，我向世人公示：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这是我一生中，最应该检讨和已经无法挽回的过失！

记得，在大女儿上初中的时候，曾经指责过我：“你对待自己的孩子不如对待自己的学生！”她的指责不无道理，也能有很多事实作依据。但由于那时自己比较年轻气盛，加之对女儿没好气的指责父亲也挺生气，反问一句：“哪个学生花过我的工资？”当时，大女儿无言以对，以后再也没有那样指责过我。可是，我知道：在四个（二女二男）孩子的心目中，我就是那种“对待自己的孩子不如对待学生”的父亲。这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和历史的定论。凭良心说：那时，我用到孩子身上的精力不足百分之十，当然用到学生身上的精力就超过了百分之九十。我教过的和辅导过的学生数以千计，而从来没有认真系统地辅导过自己的孩子。因此，我是一个比较称职的的教师，同时，又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

教育工作是我终身的职业。1955年8月，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走上偏僻农村小学的教育工作岗位，1958年3月参军，当兵7年，一直做兼职文化教员，复员后，又从事中教、职教和高等师范教育35年。45年的教育生涯，我的事业心、责任心和进取心都比较强，因为当兵养成了“创一流”的性格。教育工作可以说是个良心活儿，要想做好，你投进去多少精力都不够用。教中学那二十来年，是家庭负担最重的时候，四个孩子，一摊子家务，几乎都由爱妻承担。我一直担任毕业班的教学工作，每年都面临一次高考或中考的检验。只有大女儿面临高考和二女儿面临中考那一年，我没有教毕业班。那时教毕业班，课余起早贪黑地辅导学生，没有辅导费，考好了也没有奖金，平时家长也不给老师送礼，但老师的教学工作都比较认真。在学校分快慢班时，大多数老师都愿教快班，因为既是被重用，又加上学生基础好程度齐好教。而我申请教慢班，理由很简单，慢班学生也是各个家庭的孩子，也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基础差程度不齐，更需要能力强的教师好好教。况且，慢班学生比快班还多，都想教快班，谁来教慢班？开始学校领导不同意我教慢班。经过再三请求，给了我四个慢班和两个快班的政治课。自然，我在慢班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还选择了一个慢班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试点。这个班的班主任是我堂姐的侄女女婿，我们配合得更密切一些。那时，我担任政史地教研组组长，还是年级组三位组长中的一员。我认为慢班的教学应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主张不按正常进度教学，按学生的实际程度分层次教学，还要缺什么补什么，然后赶进度。在试点班任课教师统一思想的时候，只有物理教师不同意这个意见。她认为不按正常进度教学不符合常规，按学生的实际程度分层次教学很难做到，缺什么补什么补不起。我们让她保留自己的意见，按常规教学。我同班主任一起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为振兴中华而学习，同时，加强管理，提出“不学不行，不会不行，不及格不行”的要求，开展自学互助活动。在各门功课中，政治课还是比较容易学的。我与班主任商量，用政治课带动其它课，增强学生的信心。他平时也鼓励和督促学生努力学习政治课。我们用政治课育人夺分显见成效。上学期期中考试这个班政治课平均分超过了50分，期末超过了65分,几门文化课也都超过了其他慢班。我教的其他三个慢班期中考试平均分超过了40分，期末超过了50分；按照常规教学的慢班，平均成绩很难超过30分。那位物理教师公然在课堂上歪曲我的动机，对学生说我这样努力搞好教学是为了当先进。班主任跟我说这件事，我让他淡下来：“让她说去吧！要当先进也比甘于落后强。”其实，在很多方面，我对自己的要求都特别严。比如批卷，我要求自己零误差。几百份政治卷，批完的每一道题，我都留下了符号与记号，空白处，都打了大问号或划了大红杠，在学校批完了，拿到家里再复查。第二天发卷时，我鼓励学生挑批错和找分。后添答案的，有问号与红杠作证；擦了重改的，我冲亮一看，他就脸红了。这样做，对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作风，可能有点儿好处吧！由于我校政治教师的共同努力，在县里的中学，我们的政治课形成了育人夺分的优势，外语成绩被其他学校拉下的分数，可以用政治补回来。可想而知，我这样对待工作，还能有多少精力投给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们！

我不仅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而且也不是一个好丈夫。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对不起的人是自己的爱妻！她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和撑起这个家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她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她身体不太好，又不会骑自行车，买米买面常常抱回家来。有时早上，我起得晚一点忙着去辅导学生，顾不得挑水，她还得领着孩子去抬水。四个孩子，开始是大的照顾小的，大女儿上学了，二女儿照顾两个小弟弟。二女儿上学以后，妈妈就背一个领一个，送孩子上托儿所。接送孩子都是她的事，基本不用我管。直到老儿子上小学时，家已经搬到学校附近，她上班远了，担任商店总店的出纳员，下班以后，还得收分店的款，回来很晚，我才有机会骑自行车去接接她。解放前的那一代人，可以说是流血牺牲的一代。建国后的第一代人，可以说是艰难困苦的一代。那时，工作和家庭的压力都很大，孩子多，生活又不充裕，都很乐观地挺过来了！现在，有些年轻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组成了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生活充裕了，每周上5天班，每天不足8小时，还因一些不值得的事情，破坏了家庭。可悲呀！

在家庭里，我对待孩子与对待学生的确是不一样的。也许是爱之深恨之切吧，也许是还缺乏做父亲的修养。我对孩子常常是怒其不争，简单生硬。同时，孩子也许是因“不识庐山真面目”，常常是不听父母的，听老师的，尽管我是个被表彰的优秀教师，也不在乎。大女儿念初二的时候，曾经要求课余去学美术，我没有答应她。因为我知道，考艺术院校很难，好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搞绘画也很不容易，不下大功夫技法上不去，思维能力跟不上，也画不好。她还是专门考文科比较有把握。上初三时，她请美术老师到家来说情。这位美术老师是我上两届的师兄，进门就不客气的指责我：“你在师范学校美术课学的那么好，怎么不支持孩子搞美术？”出于对师兄的尊重，我违心地答应了孩子。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不准放松对文化课的学习。她也答应了我。美术曾经是我的第一爱好，我为自己没有成为画家而遗憾！何尝不希望女儿成为一位杰出的画家！我对女儿还是比较了解的，她还缺乏一种气质。我很担心：弄不好她就会两耽误！我既然同意她学美术，就要全力予以支持：把多年积攒的美术书刊给她用，又买了一些迎考的书与画册，在县城里请了三位较强的美术教师给辅导。在最关键的时候，她不去拼搏，考上了普通高中，常跟画友在一起，放松了文化课的学习。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已经背离了那条宽敞的容易走的路，偏偏走上了独木桥。她连考三年专业都没进分数线。县里的美术辅导教师跟她说：“你爸爸完全可以指导你”。她不信。我多年不摸画笔了，画的都不如她了，就以为没资格指导了。她还不懂得：人除了绘画能力以外，还有认识、欣赏、评价、指导的能力。辅导她的美术教师，有一位就是我当年培养的苗子。文化馆组织的美术创作，也常常请我过去当参谋，也可以说是作指导。由于女儿不相信父亲能指导，我曾领她去省城请艺术院校的美术家作辅导，提出的毛病与我提的差不多。我不但给她挑毛病，还给她提供示范画，选择优秀的素描作品让她临摹。由于她看不到自己的画与示范画的差距，不肯反复下功夫。我告诉她：“花钱不如花功夫”。她也没太往心里去。她的画在考生里，色彩是二流的，素描是三流的，创作是四流的；文化课是一流的。根据她的条件，第四次参加高考，我让她考艺术院校美术师范班。因为美术师范班文化课成绩要求高，考上的可能性大一些。这是大女儿的最后一次参加高考了。由于年龄与阅历的增长，她已经意识到父亲的指导更切实一些，既省钱、又便利、更热心。我已经抓住了她素描画的弱点：越画越陡。比方说至少有五个调子，她画到最后剩三个了：白、灰、黑，缺乏过渡调子：浅灰和深灰等。经过我的具体指点，她的人物素描画有了明显的进步。可是，那年考试，没有画人物素描，画的是静物：一个塑料盆，搭了一条毛巾，旁边放着皂盒等。这倒把她“浅”住了。有时候，越是简单的事物越难表现。就像“达芬奇画蛋”那样，你没好好练过，就更难画好。发文化课准考证时，大女儿没有得到。她妈妈着急了。让我带些钱去“走后门”。这种事我从来没干过。为了安慰家庭里这位劳苦功高的可怜的母亲，我这位不合格的父亲，只好硬着头皮去试试。那位艺术院校的院长，是我的老乡，在省美学学会，他是副理事长，我是理事。我非常难为情地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很热情，现给我泡了一杯热茶：“大哥，你来找我有事吧？”我直截了当的说:“不好意思！我为女儿走后门来了”。“你女儿报的什么专业？”“美术师范班。”“那正好！我正担心怕文化课分数高招不够呢。你来帮我当个参谋。”我们俩商量，增加10个百分点（约30人），足够用。班子研究确定后，我的大女儿拿到了文化课的准考证。高考成绩公布以后，那位院长给我来电话：“你的女儿文化课成绩，比艺术考生的平均分高出50多分，很有把握能被录取。”可我的心一直提拉着！出人意料的是：那年省里把“美术师范班”的文化课分数线定的很低。院长来电话说：“没想到文化课分数线定的这么低。你的女儿只差两名没有录进来，请放心：如果有缺额和扩招的，一定给录进来。”听到女儿落榜的消息，我真想用头去撞墙！不是因为考不上，只是可惜性格不像我。子女的求知欲、进取心、勤奋劲都很差。也恨自己无能：没有给孩子培养出自强心！那年没有缺额和扩招的。妻子让我带钱再去走后门，被我拒绝了。别说我是一个为人师表的教师和共产党员，就是一位普通家长和老百姓，也不能那么缺德和丧良心。人家的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怎么能不知耻的用钱去给挤下来。再说也不能给那位当院长的朋友出难题。考虑大女儿的年龄不小了，让她到我任职的师专外语系代培，并参加函授学习，拿到专科毕业证后到中学去从教了。来到长春以后，我去看望那位院长，他已英年早逝！比我小十多岁的朋友，先我而去，回到家里，痛哭了一场！

大儿子是家里第一个男孩，但我没有那种传宗接代和望子成龙的思想。他的学习一直较差，我也没有顾得辅导他。上了小学六年级，班主任怕他影响班级的升学率，出于狭隘的自尊心，常穿皮鞋踢他。我知道以后，去告诉那位班主任：这个孩子，因我是中学教师，可以照顾直接升初中。之后，那位女教师，没有再踢他。这孩子初中毕业后，到工厂当了学徒工。二女儿读完高中，也到工厂当了工人。

调到师专以后，我虽然可以不坐班，但教学与教改和科研的任务很重，加之教法课的教学，需要进行单个教练，真是比在中学还忙。那时，已经能搞“第二职业”。大学教师不坐班，可以到社会或其他单位去多挣些钱。我没有那样做。心眼儿死，连上初中的老儿子的学习，都顾不得。这孩子虽聪明，但很贪玩儿，初中毕业只差10分没进重点高中。他参加了一个职业高中的招生报告会，听一位服装教师讲的很生动，说与法国相比，中国需要很多服装设计师，这个专业前景多么好。他决定去学这个专业。我觉得这孩子没有他大姐那样的美术特长，不宜搞服装设计。他学了一阵子就不感兴趣了。第二年，该校办了音乐班。我根据他小时候，不会说话就能跟哥哥姐姐一起唱歌，唱的还挺准，给他改学音乐了。毕业后，他考上了东北师大音乐学院。

总之，对自己的四个孩子，我没有尽到作父亲的义务和责任。他们的学习，都顺其自然了。假如我能公私兼顾，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就可以帮助妻子搞家务，照顾和辅导孩子；大学教师可以不坐班，如果我的工作不去创一流，也能有很多精力培养自己的孩子。若是那样，自己孩子的处境可能会好些。我也不会落埋怨。因此，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我愿衷心地说上一万个对不起！有人说：“你对学生投那么多精力不值得，给你养老送终的，还得靠儿女。”我实在是没有想过值得不值得。培养学生，是我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义务。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能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就是我最大的欣慰！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赤诚，只有一个心眼儿，一心为公，忘我奉献。尽管子女还不很理解，但我不后悔！流血牺牲的革命前辈，打出来个社会主义的江山。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多流点儿汗，又算得了什么，比起搞原子弹和戍边的奉献者，还差得远。为了社会主义，很值得！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人们的思想道德在滑坡。经济发展了，条件好了，挣钱多了，有些人的事业心、责任心和进取心反而弱化了。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很不利的。在提高物质生活的同时，怎样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这是值得我们的后代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