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边漫笔

文/鞭石良人

诗人爱诗，美人爱美，这是理所当然的。作为诗人，他们有责任去谱写人生的美妙篇章，创造出人民大众乐于接受的富于真善美的艺术境界。那一切腐朽庸俗的东西，在她的神圣光圈中毁灭，净尽。诗人是超越于宇宙的精灵，是文学皇宫中的宠儿。但是，那些庸俗无知的人，却把他们目为精神病院中刚出来的疯子，认为他们用杂乱无章的思想，组合世界的万事万物，而颠倒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时序，完全扭曲了人性和社会的光明轴线。我觉得这些俗人，很是可怜！不错，诗人是时代的创造者和颠覆者，他们用一种不为人理解，但又丰富复杂，中含非理性成份的情感和思维，来感受宇宙和社会的一切；他们用一种冷漠，但又多情的眼光透视整个客观世界。他们的语言，行为方法和思维方式与平常人差异很大。他们的爱和憎，体现得最为强烈。所谓诗人的态度，不外乎美和刺，也就是这个道理。

爱憎，美刺，这些情感因素，是每一个诗人都必须具有的。作为古典诗词爱好者的我，理所当然地也具备了这些因素。至于对待文学的态度，则因人而异。有的人认为，选择了文学，就等于选择了悲剧的人生。鉴于此，我倒认为真正悲剧的是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文学为何物，认识和品味不到文学的价值和乐趣；他们只知道在“钱”字头上下功夫，而整天浑浑沌沌，知其所以活又不知其所以生。不过，真正悲剧的还不是他们，而是那些为了金钱而一味玩弄文学的人。他们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而胡乱编些乱七八糟、不三不四的书籍，用一种时尚的潮流的组合手段，来诈取那些钟情文学的人的情感和钞票。说实在的，他们是文学的侮辱者和毁灭者。

我觉得，既然爱上了缪斯，就不要考虑到她的功利性，而要有一种殉教者的精神。因为诗歌是一种强大力量的象征。据说，古希腊的军队在出征时，诗人是走在前头的。因为他们是一种力量，是一种不败的强者精神。记得钟敬文老先生在《兰窗诗论集》中说过：“文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宗教。从事这种神圣工作的人，从第一天起，就必须具有殉教者的决心，至少也要准备欣然去履行那不容避免的苦行。”由此，我想起了“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的古语。它似乎概括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诗人的命运及其诗歌创作实践经验。对此，苏东坡便不无同感的写诗道：“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此语信不妄，吾闻诸醉翁。”可见，作为一个诗歌拓荒者，从第一天起，就应具有殉教者的精神和决心。

作为古典诗国的诗手，是幸运儿。诗能反映现实生活中最微妙最细小的方面，它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是天才诗人们的特殊产物。诗是要有情感的，没有情感，便无所谓诗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指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美国作家爱伦·坡认为诗歌是情感“在语言上的表现。”“表现即意味着情感在外部事物中获得释放，通过具有表现力的线条、形式或色彩排列；通过具有特殊节拍或节奏的姿势、声音或语言文字”来进行创作。它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它是诗人的直觉和想象。奥地利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艺术即做梦”，诗歌只是由梦所蜕变出来的产品”，把一切文学艺术当作梦的化身。

很多人都说我的诗歌是灰色调的。咏丹便不大喜欢我这种低沉的调子。究其原因，可能是我多愁善感的性格所致吧。但要知道，我本身便具有一种忧患意识，而这又是作为一个文人所必须具备的。我觉得，我的灵性就是一种忧郁，而忧郁又是一种完美。说到灵性，我又想起了一九九五年十月，我曾拿了些诗稿去给钟敬文老先生批阅，过了几天之后，他对我的老师郭隽杰说，我有灵性，可以发展。然而我知道，这种灵性若不经过后天的培植，便会很快消失殆尽。因为性灵起初乃是“肖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清代袁牧语）而来的。我写诗词喜欢创造凄清的境界，而在这种凄清境界的组合中，则用一颗通透的心来撷取人物之情性，山水之性灵。孤灯阑夜，春花秋月，鹃啼蝉噪，落叶满窗。此情此景，都蕴含着苦吟的色彩。所谓苦吟出工纯，每作成一首诗，便有着“瓠巴鼓瑟，鸟舞鱼跃”的感觉，这就正如我在《论诗三首》其一其二中所说的那样：“跃跃诗情眼底寻，风烟聚散总由心。苦吟梦里非常语，道出自然玉石音”；“百炼工纯心始安，通篇浑合气成团。李诗苏笔情犹在，敢与岛郊分瘦寒”。便是我诗歌创作的切实写照。

我的诗词，基本上已经走上了“哀艳”之路。这主要是受到李商隐、苏曼殊、黄景仁、柳永、李清照、周邦彦、秦观、姜夔等的影响。钟老先生说：“何须怨摇落，多事是东风”，是诗人的语言。然而，我的多愁善感、触物伤情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实非故作哀艳语也。自齐梁以来，士大夫好作绮靡语，伤于轻艳，有“须眉不丈夫”之称。至若唐宋，花前月下的诗人词客，亦多遭批叛。时至今日，艳丽清雅之古典诗词，亦遭反目视之。甚若连“复古”味也不容存在。对此，我觉得很不公平。要知古来诗坛，花开千朵，各表一枝；人有深爱，各爱一人。因此，我觉得，诗风豪迈也好；词风婉约也好；诗体复古也好；诗体创新也好。或者是愁思婉转，格调低沉；或者是慷慨高歌，豪情万丈，都是作者对客观社会及其人生的最真最纯的情感凝聚，是文学的一种意识形态和人生反映及其命定意识。对此，我们应该深爱着传统文化长河中遗留下来的古典诗词，就像深爱着自己所爱的美人一样，来一个彻底的一厢情愿。而从《列子》所云之“瓠巴鼓瑟，鸟舞鱼跃”就可知道，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一枝魔棒，打得人如痴如狂。同样，从《荀子》所云之“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亦可知道，优秀的诗词作品，可以令人快乐无限，还可以给人带来希望和理想之光，照亮了世界，填补了缺陷。故此，我想，只要能运用精炼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来创造一种美好的境界和社会效果，也就得了，我们又何必苛刻地去要求他们呢！

历来对于诗的创作有两种倾向：有人专主主观情思，有人专主社会效果。纯粹讲究社会效果的，这在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当时许多作家、诗人都拥挤在小说、诗歌、戏曲的范围内，他们的作品，追求的便是社会效果，很少有把主观情思与社会效果结合起来的完美篇章。这是时代的局限性。纯粹追求作品的社会效果，作品便会显得干枯乏味，便会没有作家本人强烈浓厚的感情世界。钟老先生在讲述有关小品文的创作时，便提出了“情绪”和“理智”两个因素。在这里，我想借用过来说，诗创作亦要注重“情绪”和“理智”。这两种因素是诗创作的生命力所在。当代诗人聂绀弩的诗句“如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人情”和“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实属深沉有力之语。他用儿童的直观和高超的透视力，结合亲身经历来谱写社会事象，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但这种社会效果里面又包含着他个人的主观情思，而这种主观情思又是在客观环境中经过提炼而达到聚焦点的。

诗人的情感是悲思型的。前人云：“盖闻性灵屈折，郁抑不扬，乍感无情，或伤非类。是以嗟怨之水，特结愤泉；感哀之云，偏含愁气。”“文异水而涌泉，笔非秋而垂露。”都说到了性灵与情感的微妙关系。随园老人说：“性灵以外必无诗”，我是赞同的。在以前，我曾阅读了清代诗人赵翼、黄景仁、袁牧、蒋士铨、龚自珍、王士祯等的诗，受他们的影响很大。到后来，我的诗风基本上与他们相近。据老师郭隽杰说，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大诗家，他们的诗，基本上承袭了明诗的风格，没有什么创意，没有多大变风。不过，龚自珍可算是大家。他的诗平易而立意新。黄遵宪、魏源虽自成一家，但只是小家，不能与龚自珍相提并论。从这谈话中，我知道他不赞成我的学诗路子。虽然如此，但博览多益，总是有收获的。这些诗人中，我较为喜爱龚自珍和黄景仁。我的《丙子读诗绝句十九首》，在很大程度上受了龚自珍的影响。而黄景仁的诗，写情有滋味，虽多悲凉凄楚之作，然其情感细腻丰富，读后每有余味。我有些诗亦受他影响较大。记得黄景仁在以前曾想改变他过去的诗风，说：“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然而，在他北上以后的诗篇中，却很少有幽燕气概的作品。由此可知，他的悲思型的性格和气质，已定下了他的诗风，要想改变是不容易的了。而我自己亦是悲思型的人物。那么，我以后的诗歌创作走向又将如何呢？我想，正如我在《辛己解怀二绝》其二中所说的那样：“枕冷更残枉断肠，巫山云雨入诗香。料君从此多哀感，碧海青天夜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