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忆苦餐

那是最后的忆苦餐，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六十岁矮矮胖胖的王奶奶带着红袖章站在我们家年夜饭桌前，满脸皱纹装出一付严肃模样令人忍俊不禁。“吃忆苦餐了吗？”母亲连忙站起来指着桌上用野菜和糠皮做成的菜团子：“您看，正在吃，正在吃。”其实王奶奶早已看到五屉柜上用纱罩遮住的难得的的年夜饭，那是一锅红烧肉，家里不论如何拮据，年夜饭母亲都要准备得丰盛一点，王奶奶知道但她只是视而不见而已。末了老太太微笑着说：明年再不会吃忆苦餐了，新年万事如意。”说完转动小脚走了，那夜雪花飘飘，零零落落的炮竹声给新的一年带来了一些欢乐。

王奶奶的话果然应验了，第二年不再吃忆苦餐了，这意味着一个艰难时代的终结，回到厂里没多久我从浇铸车间调到了厂部办公室，原因是我是车间唯一一名高中生。在厂办我负责宣传、资料、文书兼工会专干，我很珍惜这次人生转折，除了日常工作，每月定期出八个宣传窗，中晚两次组稿和广播，虽然非常辛苦却也无怨无悔。为了工作方便我购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但戴在手腕上总有一种惶惑和不安，因为几年前我曾带过父亲一块老式手表在大会上被不点名的批评过：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我们的同志竟奢侈到带起手表来了。因为那次批评，余悸尤在，不过这次戴表无意中让老车间主任看到了，他也只羡慕地说了一句“这表真不错，比我的漂亮！”他伸了伸手腕，那是一块梅花牌手表，车间主任能戴，看样子是已经解禁了。有趣的是从那以后，王奶奶也没有戴红袖章了，而且也不再干治保查户口之类的事了。

王奶奶没干“行政工作”后，在门口摆了一个烟摊，门内办了一个小人书室，生活自然是比带红袖章时好。因为老太太是五保户，只靠一点救济款，带袖标是尽义务，现在除了国家救济，还能自食其力挣一点，老人家自然高兴。有时候我休假回来老太太也抬抬手腕：“今天回来火车还挺准时。”手腕上也带着一块电子手表。

几年后我们住的那栋小阁楼作为危房拆迁了，我也调入市里从事单位行政工作，有了新家，王奶奶则搬进了安居工程。每年过春节，老人们都互相拜访，老太太已八十高龄，我们自然去得多一点，提起过年查忆苦餐的事，老太太认真的说：那几年我没有得罪你们吧!我赶紧说：那哪能呢，要不是您的好心、那一年最好的一桌美食不让您给没收了，说得老太太开怀大笑起来。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又将姗姗而来，走在繁华祥和的大街上，突然又想起那年藏年夜饭的事，那是最后的忆苦餐，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洞庭之声》1999年1月5日“洞庭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