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民工问题调查报告

浙江农民工问题调查报告
　　
　　准确把握浙江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政策制度和服务体系，对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浙江省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大省。根据省统计局20XX年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农民工总数已达1783万，其中本省农民工约1260万，外省农民工约523万，农民工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准确把握浙江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政策制度和服务体系，对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20XX年，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对浙江七市十县（区、市）的劳动力市场和百余家企业、2000余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为确保问卷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本次调研采取了现场填写、现场回收问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2100份，回收2100份，获得有效问卷1915份，回收率与有效率分别为100%和91.19%。现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及相关资料，对浙江省农民工就业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就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农民工结构特征
　　
　　从性别看，男性多于女性，且随着年龄增长，男性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影响，外出务工人员的男性比重高于女性（男性59.5%，女性40.5%），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女性农民工逐步回归家庭，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重差距呈剪刀式不断扩大（如图）。另外，由于浙江省纺织服装业比较发达，这些行业主要需要年纪轻、反应快的女性从业，因此，在女性农民工中16-23周岁的女性比重较高，达40.1%，与同龄的男性农民工相比，其比重也高于男性农民工。
　　
　　年龄结构青壮年居多，学历以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为主。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50.3%的农民工学历为初中，31.9%为高中或职高。较低的文化水平使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较少从事脑力劳动，不得不吃“青春饭”。在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中，63.9%年龄在30岁以下，40岁以上的农民工不到10%，以青壮年居多。另外，在16-23周岁的农民工中，60.3%为初中以下学历，这些人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思想单纯、社会经验少，且多数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流水线上工作，只能机械地重复某种单一的动作，难以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无法提高自己的就业层次和可持续性。
　　
　　“晚婚”现象较为普遍，四成已婚农民工家里有“留守儿童”。浙江流动就业的已婚农民工比重较低，只有52.5%的农民工已婚。根据有关调查，全国外出农民工婚姻结构基本呈现“三七开”。与全国水平相比，差距较大，这主要源于浙江省16-23周岁的农民工未婚比重较高，为89.6%，24-30周岁之间未婚农民工比重也高达48.8%。说明农民工在流动就业过程，不断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从乡土到城市的转变，很多农民工摒弃了农村传统的“早婚”观念。在已婚的农民工中，全家都搬到城里的占28.8%，43.3%的人夫妻在城里，孩子在老家，两地分居的现象较少，但“留守儿童”现象比较普遍。
　　
　　外省农民工主要来自于安徽、江西、四川等地。安徽、江西两省与浙江毗邻，成为浙江外来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在外省农民工中，户籍为安徽的占20.82%，江西的占13.3%。其次是四川、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工所占比重较高，依次为12.0%、10.1%、8.6%、7.4%；江苏、贵州、山东、陕西、重庆户籍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依次为4.8%、4.4%、2.8%、2.6%、2.4%。
　　
　　二、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特点
　　
　　就业途径向多渠道发展。虽然依靠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找工作仍然是农民工流动就业的重要途径，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其它途径也逐渐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调查，目前浙江农民工求职信息来源于“老乡”、亲戚介绍的占41.1%；通过市县劳动力市场了解住处的占17.2%；通过当地政府的劳动管理站了解住处的占12.0%；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了解招聘信息的占3.3%；而毫无目的，随意闯荡的占9.0%。
　　
　　外出动机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随着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原因和动机不再仅仅是单纯的赚钱，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学技术、见世面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16-23周岁的农民工，为寻求发展机会而外出就业的比重为33.3%，见世面的占11.3%，想学技术的占11.1%。
　　
　　劳动关系日趋稳定，多数农民工想扎根城市。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年为单位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这种“候鸟式”流动就业的模式影响了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但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两年内平均每位农民工转换工作在1.08次左右，46.2%的农民工没有转换过工作，大多数农民工春节后仍然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劳动关系日趋稳定。在未来打算方面，只有20.6%的农民工明确表示要回家，并且30岁以下农民工明确打算回家的比例更低，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不愿再退回农村当农民，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永远留在城镇，成为城镇居民的一部分。
　　
　　注重就业质量的提高，失业期间依靠积蓄维持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正视自身的价值，在工作中不仅仅局限于对收入的追求，更注重自身的发展，对职业生涯规划有较强意识。在有转换工作经历的农民工中，35.5%是想找一个更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单位，由于工资太低转换工作的农民工占46.4%。在失业期间，55.3%的农民工依靠以前赚的钱来维持生活；17.1%的农民工依靠亲戚朋友的帮助；13.6%的农民工靠打些零工；依靠社会救助和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仅占2.8%。失业保障不足，使农民工失业后承受着比当地人更大的经济、社会、心理压力，因此大多数农民工通常是“骑驴找马”，失业期较短，88.3%的人在两个月内可找到下一个工作。
　　
　　三、农民工权益保护情况
　　
　　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拖欠工资现象依然存在。近年来，浙江省农民工就业环境日益改善，农民工收入水平总体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目前，浙江省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218元，比全国966元（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20XX）的平均水平高出252元。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25.2%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在拖欠工资方面，有4.8%的农民工经常被拖欠工资，尤其是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的现象比较严重，只有39.8%的人能按时领到工资。
　　
　　劳动时间总体较长，大多数能获得加班工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但调查显示，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及以下的农民工仅占37.6%。大多数农民工不仅每天工作时间较长，而且难以享受到正常的双休日，26.7%的农民工每月只能休息1-2天，还有19.8%的农民工根本没有休息日。对于超时工作，69.9%的农民工表示能得到加班工资，当问及他们的加班意愿时，70.2%的农民工表示加班加点是出于自愿。这一方面是由于超时工作可以获得更多收入，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数农民工业余生活比较贫乏、单一，与其在家睡觉，还不如多赚点钱。这说明，当前浙江省大多数农民工依然处于较低的需求层次，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部分休息权。
　　
　　社会保险覆盖率不高，以参加养老保险为主。为农民工提供养老、医疗等保障，不仅是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而且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社会保险一是覆盖面较窄，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仅占37.1%；一是险种覆盖不全面，参保农民工大多数只参加了五项社会保险中的一项社会保险，同时参加五项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仅占27.5%。同时也发现，本省户籍农民工参保率明显高于外省户籍农民工，这与社会保险在省际间转移较难有关。
　　
　　职业安全教育还存在较大不足，女性农民工缺乏特殊保护。《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但通过调查，参加过所在用人单位为其组织的岗位安全培训的农民工仅占63.1%。企业不仅在职业安全教育方面存在较大不足，在劳动防护方面也缺乏重视，仅有47.5%的农民工能够按时领到用人单位发放的劳动防护用品，68.2%的女性农民工在“三期”没有得到应有的特殊保护。农民工大多数从事重、脏、苦、险等工作，不进行必要的职业安全教育、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用品和提供必需的特殊保护，很大程度地提高了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发生率。
　　
　　劳动合同签订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受劳动合同约束。劳动合同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全国79.3%的外出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浙江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49.4%，与全国水平相比，签订率较高。部分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一方面是因为一些用人单位存在着用工管理不规范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些农民工在主观上不想签劳动合同。数据显示，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中，有44.9%的农民工由于担心受到约束等原因自己不想签订劳动合同，尤其是16-23周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有59.8%不愿意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社会地位不断提高，部分农民工已加入工会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对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调查，农民工不再被工会组织拒之门外，21.0%的农民工加入了工会。另外，农民工地位不断提高，选举权也得到重视，进城后参加过选举的农民工占19.0%，而且参加过选举的人中，有12.8%参加的是务工所在地城市居委会选举和人大代表的选举。
　　
　　四、当前存在的问题
　　
　　工资水平偏低，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浙江省20XX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是25572元，而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4613元，前者是后者的1.75倍，收入差距较大。低工资水平伴随的是较低的生活支出，农民工在打工地平均年消费仅为7812元，而浙江20XX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2254元，是农民工人均消费的1.57倍，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但与其他省市相比，浙江省农民工生活成本仍然较高，消费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6%，而收入水平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6.1%。表面上，浙江省农民工在收入上优于其他省市就业的农民工，但实际上，一方面，浙江省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相比，处于“低收入、低支出、低生活水平”的“三低”状态，在与周围的居民进行比较时，容易形成极大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与其他省市的农民工相比，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省市。因此，仅从经济收益的角度看，浙江省在吸引农民工就业方面并不具备足够的优势。
　　
　　整体素质不高，“眼高手低”就业难。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0.04年，大多数缺乏专业技术技能，且不愿意或无经济能力参加收费的培训项目，仅有14.4%的农民工愿意参加自费的培训，愿意参加的人中72.1%的人只愿意承担300元以下的培训费用。虽然自身素质不高，并且较少参加职业培训，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的收入、环境要求却越来越高，他们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体面的工作、体面的生活，并且定居在城里。自身的能力限制了农民工良好愿望的实现，43.2%的农民工在转换工作中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找到下一个工作，11.7%甚至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
　　
　　超时工作，业余生活单调。58.4%的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原因和动机是赚钱，因此，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农民工和能获得加班工资的农民工有较强的加班意愿，而且随着加班工资支付的标准越高，农民工加班的意愿越高。高强度、长时间的透支体力工作，对身心的损伤是显而易见的。在较少的空余时间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也未得到重视，看电视和睡觉成为他们最主要的休闲方式，居住环境也差强人意，大多数人居住在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和出租房内，农民工疲惫的身心难以得到有效的调整和恢复。
　　
　　注重短期利益，忽视长期保障。在一些农民工眼中，外出就业只是“权宜之计”，4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9.2%，大多数人未等到法定退休年龄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因此，农民工比较注重近期内的经济收益，较少考虑工作的稳定性、长期性和未来养老等问题。在未参保的农民工中，仅有13.2%是因为用人单位不给参保而未参保，即便是不需要农民工缴费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也没有得到农民工的重视。在劳动合同签订方面，部分农民工因不想受到约束，担心影响自己转换工作而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来讲，一些保障有如一把“双刃剑”，虽是保障，但也是一种束缚或经济负担。
　　
　　子女就学难，家庭教育缺失。农民工外出就业，使子女教育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随父母到务工地就读，一方面由于户籍限制，不得不缴纳一定金额的借读费，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父母流动性较高，其子女不得不成为“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连续性成了很大问题；如果在老家就读，则要与父母长年分离成为“留守儿童”，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监护人，在子女成长中长期缺位，无法实现持续的家庭教育，对子女的学习和心理健康都极为不利。
　　
　　定居性迁移难，农民工“城市化”任重道远。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但定居性迁移决策更多受制于社会、文化、心理和个人特征等因素，难以真正的实现。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自己买房住的仅占4.8%，住房成为大多数农民工定居城市难以逾越的鸿沟。另外，在择偶方面，仅有18.4%的人希望在城里找配偶。可见，农民工无论是在经济能力上，还是在心理上仍不具备在城里定居的条件。
　　
　　五、切实解决农民工问题
　　
　　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浙江省到20XX年底将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实行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但长期以来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难以完全从二元结构中走出来，几十年形成的思维惯性使农民工难以彻底摆脱户籍身份制的阴影。因此，应该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彻底清除一切对农民工的排斥与歧视性制度，使农民工依法获得普通劳动者的平等合法身份，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里人”一样享有同等的待遇，在公平的环境中自由地流动和择业。甚至可以考虑为农民工建立档案制度，树立农民工“职业人”意识，从主观上延长职业生涯，一直工作到退休年龄，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加强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是造成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就业能力和维权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要城乡并举，各级政府把关注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当作大事来抓，继续大力抓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大力发展面向农村、城乡互动的职业教育。浙江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可率先在农村推行“9+2”义务教育，即对未升入初中的毕业生根据就业意向，自愿选择专业，免费参加2年职业技能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技能资格。加大政府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投入，减轻农民工经济负担，并积极推广岗位技能工资制和技工奖励制度，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工参加培训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用工单位是农民工的劳动场所，是农民工权益被侵害最直接、最主要的环节。有必要针对当前农民工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全省集中一段时间，组织相应力量，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和培训，督促推动用人单位全面建立、完善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包括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完善劳动合同履约制度，同工同酬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经济补偿制度，集体协商制度等，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就业平等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职业安全权等基本权益的落实。
　　
　　构建浙江大社保体系，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流动性大，未来趋向的不确定性，以及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决定了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在现有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再建立一个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会增加管理成本，还有背于农民工未来融入城市的发展趋势。浙江省提出的“大社保体系”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个“大”，不仅体现在保障项目的广度上，也体现在保障对象和范围的宽度上，即全民大社保。当前应该着重抓紧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含女工生育）和养老保障制度的落实，并积极探索城镇养老、医疗保险与农村养老、合作医疗的衔接方式与渠道，赋予农民工自主选择权，解决他们养老、医疗问题。此外，还要研究解决一方面用工单位认为社会保险费率过高、负担重，另一方面存在缴费基数不实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影响用人单位的参保积极性，还会给市场公平竞争带来挑战。
　　
　　加快地方法制建设步伐，健全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机制。要积极抓好《劳动法》、《工会法》等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积极做好配合国家《劳动合同法》、《促进就业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陆续出台后的宣传贯彻工作，主动调整清理和修订妨碍农民工享受平等权益的各种地方性法规政策。同时，针对浙江实际，按照平等、公正、共享的原则，加快制订和建立适用所有劳动者群体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政策体系。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严厉处罚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坚决杜绝用人单位违法使用童工、恶意拖欠克扣工资、违章盲目指挥生产、逃避社会责任等现象。建立农民工维权长效机制，畅通农民工维权诉求渠道，认真总结和推广义乌等地维权的经验和做法。加大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力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维权中的重要作用。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成长，构建共融和谐社会。第二代农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跨出农村的那一天起，就不准备回到农村去，如果无法融入到城市，长期在现实中找不到理想位置，就会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当前应有针对性地把第二代农民工问题作为重点，要认真研究，真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多关心他们的成长，找出他们理想与现实中的差距及存在差距的原因，帮助他们切实解决问题。当前除了关心农民工的经济利益外，要从社会公平公正出发，关心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社会地位平等、民主政治权力等，让他们能在居住的城市真正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当选人民代表和进入政府、社区管理层；完善相应的人民团体制度，通过加入工会等组织，积极参与民主管理，使他们最终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实现新城市人的目标。这也是构建共融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
　　
　　（陈诗达张春玉作者单位：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