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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关于《西安事变》优秀观后感范文三篇

最新关于《西安事变》优秀观后感范文三篇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重点刻画了以张学良等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人士在名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故事,以下是本站小编整理的最新关于《西安事变》优秀观后感范文三篇,快来看看吧。
最新关于《西安事变》优秀观后感范文三篇

西安事变》优秀观后感范文1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优秀观后感范文2

近代中国,伟大的爱国情怀从未平息过。爱国学生、抗战将领以及无数奋勇抗争的战士,为祖国大地上演了激昂澎湃的守护之歌。中国的历史在那段峥嵘岁月中磨砺出厚重,并永远纪念着为抗战付出的人们。2012年4月27日,红色电影又一次将我们拉回了那个沐浴风雨的年代,感受伟大的爱国情怀。

这次的影片是《西安事变》。它带着老电影独有的风格,激昂地诉说着那段历史。没有华丽的色彩装扮,也没有精致的画面效果,整部影片变换着蓝白棕的主色调,却与那段历史如此切合。

西安事变是我们都熟知的事件。影片中的演员用最真情的演出技巧唱着守护祖国的歌。西安事变之前,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使抗战政策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首脑,实力强大,而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逼蒋抗日”迫在眉睫。然后蒋介石的不合作态度以及强硬的手段使共同抗战的理想越来越远。出于伟大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周总理的钦佩,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并软禁了蒋介石。整个过程充满波折和风险,但张、杨两位将领无怨无悔。

影片很长,因此在时间允许范围内并没有放完。但学过历史的我们都知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内战大体停止,民族前所未有的团结。这次事件对团结抗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国内战争走向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我个人对张、杨两位将领很是钦佩。他们在民族最紧急的时刻认清了现状,冲破党派的阻碍,不顾个人安危地发动了事变。他们在那一刻一定从未想过结局,不成功,变成仁,一切是那么的理所应当。

中国抗战的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英雄,我们在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仍充满了无限激情和感动。祖国今天的成就是那些英雄用自己的双手和鲜血换来的,今天的我们理应牢记那段历史,珍惜现在的安定,为祖国未来的发展努力。

感谢这次的红色电影,我重温了历史,思考了现状。我会努力发展自身,守护祖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人,我们一起努力。

西安事变》优秀观后感范文3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与刘乙光同行,约4点多到大溪,等了10分钟,由蒋经国,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相见之下,敬礼之后,一同进入小书斋。张学良与蒋介石再次相见,一晃20多年过去了,对于张学良来说,是整整二十余年的“管束”,往事如烟,恩仇纠缠……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张学良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见面的情形:

总统召见:下午两点,老刘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坐车来接,我同老刘同乘,约四点三时抵大溪。先在一空军上校家中候等,约十余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我将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小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恭问总统“身体安好,精神、饮食如何?”总统答曰:“都好。”总统问我,“眼病好些否?”余详答眼疾近情。又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我答两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自从到高雄以后,我专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

……谈话时,赐以茶点。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总统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总统又言:“我(蒋介石)到高雄,我们再谈。”我立起辞行,总统亲自送我到廊外,使我非常的不安,总统止步,乃招呼经国先生送至大门之外,总统对我太客气,使我真不能受用。经国先生行进时,我对他握手感谢,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经国讲他将南下,到高雄再会,并很关心北投的住所,叫老刘可否生火,侍卫长亲到门外送。乘原车六点半返抵寓所。(共谈话约半小时)

这是张学良到台湾12年后,蒋介石第一次秘密召见张学良。

张学良的“忏悔”表明自己认识“提高”,希望老先生推荐“应该看些什么书?”并能请教“有道之士”一同读书。从谈话中可以看到,蒋介石仍提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看来蒋介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西安事变”,并且将自己失败的责任都推到张学良身上,即便张学良已付出二十余年的“管束”时光。两人谈话仅半小时,蒋希望张学良“好好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丝毫未提关于“解禁”或“恢复自由”的字句。“管束”生活依旧。张学良可以感受到的是,自从迁到高雄,蒋经国频频召见刘乙光询问情况,“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看来“子承父业”,自己要接受经国老弟的“管束”了。蒋介石后来也到过高雄,却没有再约见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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