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可爱的中国》纪录片最新观后感3篇

《为了可爱的中国》观后感

“我的梦里经常有两个场景，一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一个是妻儿们欢笑的场景。”

那一代人，敬业、奉献。一定要把它做好，哪怕生命都不要了

妻儿们的欢笑，许多人依然在错过。但因为他和他们的选择，更多的中国人，坦荡荡地挺起腰杆，笑出了声

1958年8月的一天，夜深了，邓稼先辗转反侧，望着明月。他喜欢月亮。

突然，他起身，将手轻轻放在妻子手上，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妻子许鹿希问：“调到哪去?要干什么?在不在北京?”邓稼先连说三个“不能说”。

很快，他又说了一句：“家也顾不上了，我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它”来自不久前的那次会面。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将邓稼先叫到办公室，问了一个问题：“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这位美国普渡大学核物理博士立刻明白，国家要造原子弹了。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打破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增强国防实力，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说：“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因此，当好友杨振宁在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同被称为“天才”的邓稼先选择隐姓埋名，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从此没发表过一篇论文、没做过一次学术报告。

为严格保密，和邓稼先一起“消失”的，还有著名力学家郭永怀、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等数十人。他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或光明的学术前景，脱下西装，换上土布服，转身走进了与世隔绝的戈壁滩。

当已有重大发现、几乎站在诺贝尔奖门槛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被问到，是否愿意放弃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时，他没迟疑，说道：“我愿以身许国。”53岁的王淦昌自此改名王京，隐身17载。家人能联系到他的，只有一个信箱代号。每当孩子们问起，爸爸在哪儿?妻子总是回答：他在信箱里。

即使如此，研制原子弹这样的尖端科技，中国的基础仍然太弱了。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中国人捡起他们烧毁的图纸碎片，一点一点拼起来看。要知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仅诺贝尔奖得主就有14人。

这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原子弹被起了这么一个外号——“争气弹”。“当时有一种气概，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没赶上，可是这个我赶上了。自然是非要做出来不可。”参与原子弹研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方定说。

一穷二白的国家，为科学家们提供的条件，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当时位于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海拔3000多米，环境恶劣、物资紧缺。邓稼先有两身衣服，新一点的要穿去看女儿，平时总穿的那身破了，就用医用白胶布贴上。基地很多时候只有酱油汤泡饭，他很快饿得全身浮肿。有一次，同事带来火烧，大家一阵哄抢，他忍了许久，终于还是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

严谨的理论设计必须落实到每一个部件的加工中，头发丝粗细的误差都不允许出现。“精密复杂”就出自原始的工具和浪漫的想象：马粪纸上涂上墨汁，探索空间滤波器的研制;猫的胡须也能当红外地平仪探测器的装配工具;精确计算时用的是手摇计算机、计算尺和算盘。演算纸扎成捆，堆满了几个屋子。

对于这些“苟利国家生死以”的人来说，享受和名利太渺小了。核试验最危险的是为核弹安装起爆雷管，如果发生意外，人将立即化为气体。每一次，邓稼先都安静地站在现场，操作工人换班他不换，有时一站就是一天一夜。

不只是他。“巨浪之父”黄纬禄由于过度劳累、身患顽疾体重减轻了11公斤;为中国核弹、导弹和卫星实验都作出巨大贡献的郭永怀，不幸遭遇坠机，人们在飞机残骸中找到遗体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分开才发现，郭永怀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那一代人，只要把他放到这个岗位上面，都要这么做。敬业、奉献。一定要把它做好，哪怕生命都不要了。”核技术工程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书记高潮说。

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国人成功把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上了太空。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个月后，在中美大使级第123次会谈上，美国代表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谓。“东方红一号”升空的第二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从1958年的那个月夜，到1986年因受辐射影响离世，邓稼先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原子弹研制成功后，他回了一次家。许鹿希发现丈夫已是一头白发。她伸手去接包，邓稼先习惯性地紧紧攥住，没有放手。两人拿着同一个包，相看无言。

邓稼先曾说：我的梦里经常有两个场景，一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一个是妻儿们欢笑的场景。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像他那样，让那朵“蘑菇云”升了空;200多颗中国在轨卫星沿着“东方红”开辟的天路巡天遥看;中国的宇航员早已遨游太空;我们自己研制的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这次，世界第一。

妻儿们的欢笑，许多人依然在错过。但因为他和他们的选择，更多的中国人，坦荡荡挺起腰杆，笑出了声。

　　《为了可爱的中国》观看心得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敢于创造、敢于担当、敢于奋斗”的“小岗精神”带动了国人的精气神，改革开放的号角更是给了国人以坚强有力的支撑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严俊昌没想到，1978年的那个寒夜，因为迫于生计在契约上摁下的红手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引起一场大变革。

这年的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这年夏收分麦子，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根本不够吃。全队18户，只有2户没要过饭。

“再这样下去不行了。”队里几个老人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商量：“不能再吃大锅饭了!”

筹谋数月，年底的一个夜里，18户农民秘密聚集在一起，神态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按当时的规定，这是要坐牢的!但到会的18人都决然赌上了身家性命，按下了血红的手印。“没办法，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分到田地后，小岗人竞相扛起锄头、挑着牛粪，比着、赛着往自家田里跑，甚至一天有两顿饭都在田里吃，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

尽管小岗人咬紧牙关死守秘密，但不同寻常的丰收盛况却泄露了“天机”。一年后，小岗村粮食总产量就达到了十几万斤，人均收入是上一年的18倍，20多年吃救济粮的日子成为历史。“家里的粮食堆得满屋子都是，大家心里却一阵恐慌，不知道要面临什么后果。”严俊昌回忆。

小岗分田到户单干的消息不胫而走。但与严俊昌担心不完全一样，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约而同地选择顶住压力，给小岗村开“绿灯”。

陈庭元初到小岗村，是村民们按上指印后的第4个月。村里还想瞒过这位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可陈庭元是行家，庄稼地里走了几步，什么都明白了：“别瞒我，你们做什么我有数。”临走，丢下一句话：“干到秋季再说，有啥事我顶着!”

他把过去算来算去怎么也算不清的千万笔账，简化成三笔：“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多剩少归自己。”之后，他与他的上级、地委书记王郁昭“密谋”后，给这种办法起了个名儿叫“大包干”。

“大包干”取得很大成绩，随即流行起来。不过，“大包干”仍然不能见光。王郁昭决定，给“大包干”报户口。1980年元月，安徽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王郁昭发言时呼吁：“要求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总结讲话时说：“包产到户……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批准!”

万里到小岗村调研时，小岗人兴高采烈把花生往他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3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5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

突破禁区的底气来源于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准备。

“敢于创造、敢于担当、敢于奋斗”的“小岗精神”带动了国人的精气神，改革开放的号角更是给了国人以坚强有力的支撑。

1979年夏天，一声开山炮响，硝烟在深圳的蛇口半岛腾起，新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诞生，共和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

1979年底，得知国家允许私人销售货品，温州一个叫章华妹的19岁小姑娘第一时间递交申请，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拿到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的“幸运儿”;年仅26岁的柒牌董事长洪肇设也在这一年，用300元和一块门板、一台缝纫机、一个熨斗、一把剪刀创立了自己的事业;开小饭馆、卖大碗茶、倒卖服装、修自行车、装裱字画……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当代中国百姓自主创造财富的“种子”由此播下。

18位农民点燃的改革火种，渐次燎遍神州大地。改革开放4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巨变在中国发生着，占世界1/5的人口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71元，2009年突破万元，2014年突破2万元，目前正向3万元迈进，比1978年增长24.3倍。

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新一代人手中。

在小岗村，新一轮谋求乡村振兴的探索正在酝酿。越来越多年轻人从大城市“回流”，其中有不少是当年“大包干带头人”的后代。

今年46岁的严余山在6年前回到家乡，创办了网店，售卖家乡土特产。而他的父亲严宏昌，正是当时的18位农民之一。

“40年前，父辈们冒着巨大风险，打下小岗村今天的基础。现在站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上，轮到我们‘二次创业’了。”严余山现在的身份是小岗村党委委员，负责村里的扶贫和青年工作。他也是小岗村选出来的新“18位带头人”之一。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插图版小岗村旅游总体规划。他说：“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田园化的小岗!”

　　《为了可爱的中国》观看体会

1982年-1986年，短短6年，中国女排创下了史无前例的“五连冠”，让火热的80年代愈加激情四溢

中国女排团结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让更多国人意识到“我们中国人行!完全有能力达到甚至超过世界一流水平!”

本届世界杯比赛上中国女排的一路高歌猛进，让人不禁再次回首，感受中国姑娘们一直以来带给国人的激情与振奋。

1981年11月16日傍晚，整个国家都安静了下来，人们紧张地守在黑白电视机和收音机前。此时，第三届女排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正在日本大阪举行，中国队对阵上届冠军、号称“东洋魔女”的东道主日本队。

“当时很多家庭都没有电视机，我所在的成都车辆段教育室有一台20英寸的‘汤姆逊’黑白电视机……我们把电视机搬到门口，将两张桌子并排再放上椅子，然后把电视机放在高处，大家早早地来‘抢占’位子。”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西南铁道报》原主任记者曹宁回忆说，小小的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随着比分拉锯上升，掌声、加油声也如潮水般此起彼伏，就好像能传到比赛现场，传到女排姑娘耳中一样。

比赛进入了决胜的第5局，双方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中国队把球传起来!”在主场球迷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主攻手郎平顶住压力，瞅准来球，高高跃起，一记重扣，“铁榔头”扳平了比分。

“15平!”“16∶15!”“17∶15!中国队胜利啦!队员们都跑在一起!中国队以3∶2胜了日本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解说员宋世雄声音沙哑又略带哽咽地呐喊着。成千上万守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前的中国人，热泪盈眶，高呼起来。

女排夺冠新闻占据了国内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头版评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写道：“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

1981年，改革开放刚刚进入第4个年头。透过开放的国门，人们意识到，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体育水平，我们和世界强国相比都存在不小差距，必须奋起直追。

“在那个年代，再没有比女排酣畅淋漓的扣球，更能让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的事了。”当时正主管女排的魏纪中在回忆录《我的体育生涯》中写道。

随后，在1982年的秘鲁世锦赛上，中国女排再度夺冠。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新中国重返夏季奥运会，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射落首金，打破了中国在奥运会金牌榜上“零”的纪录。中国女排摘得金牌，中国以15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第四位。

三连冠后，中国女排又在1985年第四届世界杯、1986年第十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上，连续两次夺冠。短短6年，创下了史无前例的“五连冠”。

比冠军更直入人心的，是中国女排展现出来的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

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面对夺冠热门东道主美国队，中国女排在逆境中不可思议地扭转了局势。美国队的一次次重扣都被女排姑娘们救起，五星红旗又一次在赛场上高高升起。

“女排精神就是一种团队精神，特别是遇到困难、不顺的时候永不放弃。”郎平说。今年59岁的郎平，是中国女排的主教练。1981年女排世界杯时，她只有21岁。那时，作为国家队的主攻手，郎平凭借着出色的扣杀技术，被人们称为“铁榔头”。

在日本女排世界杯的7场比赛中，中国女排一共扣球1000多次，这背后是女排姑娘经历过的“魔鬼训练”。

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条件简陋，早年的训练基地，是用竹子搭起来的竹棚馆，四面漏风，地上铺的是带毛刺的旧木板，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受伤。没有球网，就用竹竿代替;没有臂力器，就和对手扳手腕;没有创可贴，就用胶布粘贴……

基础设施不好，训练更似“玩命”。主教练袁伟民站在高台上，把一筐球不间断地扣向对面，女排姑娘以最快速度飞身救球，一个滚翻后立刻爬起来接下一个球。她们在地上摸爬滚打，摔得遍体鳞伤，咬着牙含着泪继续训练。

“女排是一面旗帜。女排的气势，振兴了一个时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征。”在自传《激情岁月》中，郎平这样写道。

拦击困难、挫折和病痛，把拼搏精神如钉子般砸进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一枚金牌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体育的范畴。中国女排在赛场内外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身影，让更多国人看到，“我们中国人行!完全有能力达到甚至超过世界一流水平!”

激情岁月，万物生机勃勃。在深圳，三天一层楼的新纪录诞生。1984年，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大厦主体工程建设工地上，12个小时轮班倒，人停机不停，很多女钢筋工也像男工一样，35厘米粗的螺纹钢筋扛起就走;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奖金制度，创造出脍炙人口的深圳速度。

在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火了。1983年3月，浙江人鲁冠球用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工厂。一年后，他把万向节卖到了美国，这是中国汽车零部件首次进入“汽车王国”。乡镇企业的从无到有、异军突起，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空前活力。

激情岁月，万众拼搏奋进。在整个中国，科研创新的火种被点燃。1986年3月，面对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国家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数万名有志青年先后投身其中。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的李瑞峰便是其中一员。“外国人能做的东西，我们也能做”，秉持着这样的信念，经过五年努力，李瑞峰所在的团队研发出可与国外媲美的国产机器人。

五个3比0!9月，在2019年女排世界杯的赛场上，中国女排以五战全胜、不失一局的战绩结束第一阶段比赛。“只要穿上带有‘中国’的球衣，就是代表祖国出征出战，为国争光是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郎平说。

“‘女排精神’广为传颂，就是在向国人和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复兴的信心和能力。”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说。

　　《为了可爱的中国》观看感想

“计划经济时代的好处都用完了，好几千号嗷嗷待哺的员工等着吃饭呢。”李建奎没有退路

万华人义无反顾地迈出从“计划”到“市场”的步伐：打破铁饭碗、减员增效、改制上市、重奖科研人员，昔日市场经济“弃儿”蝶变为“弄潮儿”

20世纪90年代，山东烟台。万华的产品销不出去，大量积压，最后连篮球场都堆满了。

技术车间副主任丁建生那个急啊：“成本一万一，卖价七八千，企业眼看着往死里作。”这个一口胶东腔的山东大汉，性子急、嗓门大，楼上说话楼下都听得见。

更让人焦心的是，企业内“大锅饭”“铁饭碗”思想严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行政色彩浓厚，光处级干部就100多人，效率低下，连年亏损……

随着国门打开，外国产品大量涌入，民营企业迅速兴起，沿袭着传统计划模式的万华，从“皇帝女儿不愁嫁”变成了“门前冷落鞍马稀”。

市场的棒喝敲醒了万华人：只有改革，才有活的希望。

历史的指针转到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迎来一个关键节点。这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考察时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

一场波澜壮阔的制度变革，由此开启。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4年11月，国务院选择100家国有企业开展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李建奎任厂长的烟台合成革总厂(万华前身)名列其中。“计划经济时代的好处都用完了，好几千号嗷嗷待哺的员工等着吃饭呢。”李建奎没有退路。

跑银行作抵押、贷款来发工资;引进MDI(异氰酸酯)技术失败，逼得企业只有自主研发创新……那时的李建奎经常两三个礼拜吃住都在厂里，每个车间的地上都有他和研发人员讨论时留下的粉笔字。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国有企业逐步推进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改革的深厚力量正在积蓄，各项探索陆续展开。

1993年，万华试行全员合同制，打破铁饭碗，搬掉铁交椅，取消铁工资;1995年，万华进行第一次企业制度改革，由“烟台合成革总厂”改制为“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

现实却向万华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公司制改革收效甚微，1996～1998年公司连年亏损，工资只发60%～70%，人才大量流失。

万华人再次被敲醒：改革不能只改名字，必须触动最深层的利益。

1998年，万华通过股份制改造，成立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此倒逼观念与机制转变。李建奎下了死命令，3个月之内集团把人、财、经营权下放，任何领导不得干预其经营管理。

改革先向原料供应商开刀。计划经济下的原料采购就是照顾关系户，同样的原料，比市场价格高一大截。

1999年，原料采购“比价管理”办法一推出，就遭遇了关系说情、威逼利诱。万华人下定决心，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改什么?顶住压力后，这项改革为企业节支750多万元，相当于当年50%的利润。

改革的第二个矛头，对准了最为敏感的人事薪酬制度。一项创新取得1200万元效益，新奖励办法一算，10个人总奖金92万元。奖，还是不奖?公司高层争论了一个月后，时任总经理的丁建生拍板：高管一分钱不拿，奖金全分给一线科研技术人员。

老工程师孙敦孝分得最多，用小布袋装了21万元。老伴吓坏了，抓起电话打给当时分管科研工作的廖增太：“老孙这钱哪来的?不犯错误吗?”弄清原委后，老伴开玩笑：“以后你天天加班都行，家里的一切我都包了!”

最艰难的是下岗分流。“就像在过河时发现船漏水了，船上有十个人，必须下去几个人才能保住船不沉没。”李建奎这样比喻那段痛苦割舍的岁月。

谁先下船?万华先从领导干部身上“动刀”：只要到了55岁，就办理厂内退养。一位分厂厂长在总经理曲进胜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讨说法：“这是什么规定?这就是挥泪斩马谡!你承不承认?你敢承认，我就下!”曲进胜默默点头，内心五味杂陈。

改革开放以来，面临内忧外患的生死大考，一代又一代国企人奋起自救，踏着时代改革的鼓点，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所未有的探索实践。

1979年，从改造一个厕所都要上级批准，到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利润包干”“放权让利”给首钢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到1994年，年钢产量已达824万吨，首钢成为行业“全国冠军”，当时业内有这么一说——“农业改革看小岗、工业改革看首钢。”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全文刊登了福建55位国有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厂长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

同一年，大胆推行按件计酬、多劳多得的步鑫生，砸掉“大锅饭”，树立信誉至上、质量第一的办厂宗旨，把濒临倒闭的海盐县衬衫总厂，办成全浙江最大的衬衫企业。

1994年，宋志平任厂长的北新建材，被列入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名单。当时，竞争对手把擂台摆在了大门口，北新建材资金链近乎断裂，企业发展困难重重。为了杀出一条生路，宋志平带领北新建材上市，敲响了深交所的锣声。

……

改革背后有哲学。勇于探索、大胆实践的国企改革者，发现并求证了“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两个不等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新篇中，他们的故事无疑是其中分量最重的章节。

2018年8月，烟台万华化学集团老厂区，第一条MDI生产线正在拆除。“自己建自己拆，这才有成就感。”“为什么要拆，淘汰了就要拆，说明咱们有更先进的生产线。”戴着安全帽的万华人，一脸自豪地说道。

从空中俯瞰，万华烟台工业园中的一座座办公楼，形同一个个巨大的苯环分子结构。

位列全球化工50强的万华，已成为中国唯一、世界少数拥有MDI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工企业。

在老厂区的西面，磁山，占地380亩、投资15亿元的万华全球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正在山坡北麓紧张施工，心怀梦想的万华人新一轮自主创新蓝图正徐徐展开。

　　《为了可爱的中国》观看有感

　　“创新就是释放生产力，创造具体的财富，从而使中国走向繁荣。虚拟经济是工具，工具是锄头，不能说我用了五六十把锄头就怎么样了，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玉米就是实体企业。”

不甘浮沉，搏击潮头，要在各自风口里奏响创新“中国号”，是这代互联网创业者身上都有的劲儿

2000年，全球网络泡沫破灭。寒冬来临之前，任正非飞往日本准备“过冬棉袄”，但2002年下半年，寒流还是毫不留情地席卷了华为。

销售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研发投资50亿元的3G牌照发放遥遥无期，投资近百亿元的海外市场入不敷出，20亿元的IBM顾问费用，“万人大招聘”所带来的巨额成本，3000多名员工离职兑现超过30亿元内部股票……

重压之下，任正非选择“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锁定通信核心网络技术，持续大强度投入研发3G技术，进行人才储备，逆市生长。2004年以后，华为走出了冬天……

任正非死磕技术的故事，从创业初期就开始了。在深圳蚝业村工业大厦的交易所里，买股票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楼上的华为员工则平静得像水一样。

彼时，正逢股市爆发、房地产一路高歌，任正非的态度很坚决：“如果上市，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赚几十亿元、几百亿元，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在他看来，这个“无人区”要在通信领域里寻找。“程控电话，长途直拨”的巨幅广告，当时出现在大街小巷。广告中，中国地图被涂满了7种颜色，表示着中国的程控交换机市场，被日本、美国、德国等7个国家的电信巨头瓜分完毕，史称“七国八制”。

让民族企业有立足之地，任正非决定放手一搏。在一栋破旧大厦里，任正非租下一层办公楼，既当生产车间、库房，又当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边排开，床不够，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几十个研发人员吃住都在里面，累了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

研发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站在窗前说：“这次研发成功，我们都有发展，如果研发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没过多久，华为推出了2000台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迅速在国内通信领域站稳脚跟。

第一届北京国际通信展上，华为作为中国唯一一家通信设备制造商，在清一色的外国设备展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这次展会上，任正非向所有客户宣告：“10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分。”那时，华为成立不到7年，进入程控交换机市场还不到半年。

发出宣告没多久，任正非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除了见客户，媒体采访、政府活动、颁奖典礼等，他都一律谢绝。

2005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影响世界100人榜单，任正非是榜上唯一的中国企业家。

记者从美国赶到深圳，任正非拒而不见：“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是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很多华为高管为此劝过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们想吃饱肚子还是想出名?”

“消失了”的任正非，把目光投向了数据通信技术。当其他厂家沉浸在程控交换机火红的年代时，任正非找来清华大学博士郑宝用，要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组建研究所，主攻数据通信技术。这一举动，后来被业界称为“先知先觉”。2000年左右，程控交换机市场由鼎盛走向了衰落，数据通信一跃成为运营商的主流业务。

在为数不多的媒体采访中，任正非经常说一句话，“我们只专注做一件事情，攻击城墙口。”每年1000多亿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近600亿元，市场服务500亿～600亿元。

在密集炮火、饱和攻击下，2009年华为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超越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仅次于爱立信，成为第二大电信设备商，真正实现了10年前任正非的“豪言壮志”——全球通信设备市场的“三分天下”。

任正非说过：“创新就是释放生产力，创造具体的财富，从而使中国走向繁荣。虚拟经济是工具，工具是锄头，不能说我用了五六十把锄头就怎么样了，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玉米就是实体企业。”

30多年来，任正非的“锄头”始终对准通信领域，死磕技术研发与创新，种出了无数“玉米”：从数字化程控交换机、3G技术、4G技术，再到如今的5G技术、华为手机、鸿蒙系统、麒麟990芯片。

“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正是这代互联网创业者身上都有的执着劲儿。

2000年，深圳。腾讯刚创立不久，马化腾就遇到了棘手问题。腾讯主攻的寻呼机业务，很快就被移动电话取代，腾讯开始全力开发聊天产品QQ软件。

就在腾讯成立一年后，杭州湖畔花园小区。两次创业失败的马云，东拼西凑了50万元创业资金，对他的合伙人喊出：“我们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在中国，而在美国的硅谷。”

短短数年，淘宝网、天猫商城、支付宝等相继诞生，开启了一个辉煌的全民网购时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剧变。

激情燃烧，潮水奔涌。在产品创新、技术迭代的进程中，一代代互联网创业者、从业者不甘浮沉，搏击潮头，要在各自风口里继续奏响“中国号”。

欧洲南部，地中海畔的摩纳哥。去年，这里的游艇展第一次用上了5G网络;今年，5G信号遍布摩纳哥约2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空，而这些5G设备和技术均来自华为公司。

2020年，在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大奖赛中，来自中国的5G技术还将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