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再审申请书6篇 复审申请书：争取公正裁决

本文介绍了民事再审申请书的相关内容。民事再审申请书是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满意时，向法院提出请求重新审理案件的书面申请。文章将解读民事再审申请书的适用范围、要素以及递交方式，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该项法律程序。

第1篇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姓名____、性别__、出生年月日，汉族，职业，住址（省市县路），联系电话，邮寄地址。委托代理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______公司，地址，联系电话。法定代表人：______，经理。原审被告：申请再审人____与被申请人____因____纠纷一案，不服____中级人民法院于__年__月__日作出的（____）____终字第____号民事判决（裁定），申请再审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1、请求撤销____中级人民法院（____）____终字第____号民事判决第__项；2、____3、____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__项（具体法律条文内容）；第二款：（具体法律条文内容）____特申请再审。

1、申请事由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__项，具体理由如下：____

2、申请事由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__项，具体理由如下：____综上所述____

申请人：（亲笔签字并加盖手印）（企业公司等加盖公章）

第2篇

再审申请人：姓名xx，性别xx，年龄xx，民族xx，职业xx，工作单位xx，住所xx，联系方式xxxx。

再审被申请人：姓名xx，性别xx，年龄xx，民族xx，职业xx，工作单位xx，住所xx，联系方式xxxx。

再审申请人不服xx人民法院xx年xx月xx日作出的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xx）xx字第xx号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xx项、第xx项规定的、及等“应当再审”的事由，提出如下再审申请。

二、本案产生的一审、二审和再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再审被申请人承担。

一、《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十二）项规定“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应当再审。

二、《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应当再审。

鉴定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鉴定结论未经质证，不应采纳。

三、《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应当再审。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再审。

再审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xx中院的二审判决。

五、《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2款规定“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xx中院在审理该案时有以下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影响了案件的正确判决。

综上所述，请贵院站在“司法为民”“有错必纠”的公正立场上，依法再审，纠正错误，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第3篇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三月梅，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xx市xx镇丝xx村xx屋xx号。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袁某红，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xx市xx路xx街xx号门店x楼。

申请人不服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梅中法民二终字第1xx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

一、请求撤销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梅中法民二终字第1xx号民事判决;

二、改判维持兴宁市人民法院(20××)梅兴法民二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

三、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原一审、二审及再审的诉讼费。

申请人三月梅与被申请人袁某红是同胞姐妹。20××年3月，申请人三月梅以35万元的价格购得位于兴宁市xx路xx街xx号的一栋楼房(含涉案的第四层楼房)，当时未办理房地产权证。20××年5月10日，申请人三月梅的丈夫钟某某(二人于1987年间登记结婚，钟某某20××年7月去世)和被申请人袁某红订立了《订购房屋合同》，约定钟某某将位于兴宁市xx路xx街xx号的第四层卖给被申请人袁某红，定价95000元，装修费11××8元，合计共106××8元;被申请人袁某红先付给钟某某20000元作为定金，到20××年9月再付30000元，剩余56××8元应在20××年××月底前付清所有房款，否则钟某某有权收回房屋;被申请人袁某红付清房款后，双方去公证处签买卖方公证字据，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被申请人袁某红负责。合同签订后，被申请人袁某红按约定于20××年5月11日支付了购房定金20000元，20××年××月3日支付了购房款30000元，20××年8月××日通过广东省农村信用社存款转账10000元给申请人三月梅与钟某某的女儿钟某兴。房屋已于20××年5月11日交付给被申请人袁某红使用至今。但在20××年5月，被申请人袁某红以所购房屋被开发商进行了抵押贷款，存在被银行处置的风险为由要求退房，于是在申请人三月梅和被申请人袁某红共同的亲戚的见证下解除了合同，双方当场撕毁了购房合同，并达成口头合约：1.被申请人袁某红对上述第四楼房屋所付的房款转为申请人三月梅的借款，并由其支付同年同期一年定期银行利息;2.被申请人袁某红购买的房屋以出租方式由被申请人袁某红继续使用，租金扣除上述的利息后，被申请人袁某红每月支付房租200元。双方自20××年6月开始按上述口头合约履行双方义务，被申请人袁某红依约交付房租至20××年××月，此后房租未再交付。

20××年4月，申请人三月梅通过法院诉讼并经法院生效的判决后，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于20××年6月20日由其缴纳税款取得位于兴宁市兴城高华路二横街7号(第4-6层)的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地权证兴字第310002xxxx号)。被申请人袁某红见此情况遂提出要继续购买上述楼房的第四楼，且拒绝缴纳房租、水费、电费，由此双方产生矛盾。

本案经兴宁市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了(20××)梅兴法民二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解除申请人三月梅与被申请人袁某红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

二、被申请人袁某红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租赁房屋交付给申请人三月梅;

三、被申请人袁某红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申请人支付自20××年1月起至20××年××止(共计24个月)的房租4800元。

本案受理费75元由被申请人袁某红负担。被申请人袁某红不服该判决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作出了(20××)梅中法民二终字第1x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梅兴法民二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三月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合计225元，由三月梅负担。

现申请人三月梅不服上述二审判决，申请再审，理由为：

一、二审判令撤销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梅兴法民二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订购房屋合同》双方合意解除，双方存在租赁关系。申请人三月梅与被申请人袁某红双方合意解除《订购房屋合同》是基于被申请人袁某红以所购房屋被开发商进行了抵押贷款，房屋所有权有负担，存在被银行处置的风险为由而要求退房，合同的解除是双方合意所致，这是撕毁订购房屋合同的实质要件，真实意思表示，且有经过质证的《订购房屋合同》、20××年5月11日的20000元收条、20××年××月3日的30000元收条、20××年8月××日的广东省农村信用社10000元的储蓄回单、20××年5-7月间的收取房租收据、申请人三月梅收取房租的收据本和水电计算本、粤房地权证兴字第310002xxxx号房地产权证、证人谢某、袁某婵、钟某清、潘某的证词、一审法院对涉案楼房承租人的问话笔录、承租人袁某、潘某、梅州市xx企业集团工业品公司提交的水电费、租金收据、钟某某的死亡证明、钟东某、钟某兴、钟威某、黄某球(钟某某的母亲)的说明和当事人陈述证实，以及申请人三月梅及被申请人袁某红的双方亲属(前妹夫谢某、胞妹袁某婵、妹夫钟某清)及证人潘某娥(涉案楼房的承租人)之间的证言相互联系，与申请人三月梅的主张和提交的收据、水电费计算本相互印证，能形成连贯合理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申请人三月梅和被申请人袁某红已经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申请人三月梅与被申请人袁某红之间存在事实的房屋租赁关系。

顾名思义“撕毁”就是解除合同之意，而非特指将纸质合同撕毁。被申请人袁某红所持的书面合同仅是合同的形式，那怕包括但不限于因撕毁了合同书而导致合同形式不在，就能否定合同双方成立法律关系的合意吗?反之，因合意解除了的书面合同，持有合意而解除了的一纸书面合同又有什么意义呢?徒有其表而已。二审法院表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予以认定，但却又以被申请人袁某红仍然持有一纸双方已经合意解除，而无真实意思表示的买卖合同原件，而完全否决一审所认定的订购房屋合同已解除，存在事实的房屋租赁关系的基本事实，是为明显以偏概全，认定事实错误，于法无据，于情于理不合。孤证难以证立。判决书所表述的内容前后相互矛盾，适用法律错误，多处受到被申请人袁某红的代理人“妖灵”答辩的影响，信口开河，所作判决难以服众，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最终会为人所诟病。

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申请人三月梅交付了房屋，被申请人袁某红从20××年6月至20××年××月依约交纳了近四年房租，完全符合以上法律规定中的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情形，房屋租赁合同成立且在履行当中。二审法院对证人钟某清现场见证申请人三月梅的丈夫钟某某询问被申请人袁某红“如不继续购买，就当已交付的房款转为借款，利息作为房租”，证人钟某清的证言证明钟某某对被申请人袁某红的提问内容，未能证明被申请人是否承诺继续购买或不继续购买，对于双方是否成立房屋租赁关系不具有证明效力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同理，对被申请人袁某红在庭审中以其未在申请人三月梅每月结算的房租费、水电费单据上签字确认为由而否认双方存在租赁关系，及二审法院关于申请人所出示的房租收据的证明力问题，房租收据由申请人三月梅单方开具，被申请人袁某红不认可而认定为证据不够充分，均为于法无据。

法律不过问琐碎之事。二审法院认为申请人三月梅主张的口头合约规定，每月的租金为50000元购房款利息加上被申请人三月梅每月支付的200元，因而，每月房租数额也不是申请人三月梅开具的收据中的200元，申请人三月梅未能提出证据证明每月购房款利息的数额，或者每年购房款利息的总数额，应认定为证据不够充分于法无据。双方约定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购房款转为借款，并由申请人三月梅支付同年同期一年定期银行利息，原合同中约定购买的房屋以出租方式由被申请人袁某红继续使用，租金扣除上述利息后，被申请人袁某红每月支付房租200元。很显然，双方约定租金是在扣除同年同期一年定期银行利息后，被申请人袁某红每月再支付房租200元，申请人三月梅开具的每月房租数额理应就是200元。再说，就算数额错误，也不影响双方存在的租赁关系成立。

事实胜于雄辩。自20××年5月申请人三月梅与被申请人袁某红合意解除订购房屋买卖合同，20××年6月成立存在不定期租赁关系以来，从20××年6月起至20××年××月，被申请人袁某红不但均按照口头约定履行了支付房租的义务，且被申请人袁某红因订购房屋合同已合意解除，就未再依约于20××年××底前付清未付购房款56××8元，且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既未付清所有购房款，更未主张房屋所有权移转。故此，申请人三月梅与被申请人袁某红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合意解除，双方存在租赁关系基本事实清楚。二审判令撤销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梅兴法民二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二、二审认定被申请人袁某红通过银行转账汇到申请人三月梅的女儿钟某兴账户上的10000元不是借款，被申请人袁某红通过转账汇到申请人三月梅的女儿钟某兴账户上的10000元是购房款明显错误。

“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申请人袁某红在一审、二审阶段均主张此款是购房款，但其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理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从被申请人袁某红通过转帐向钟某兴汇款10000元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是钟某兴与被申请人袁某红，而非申请人三月梅与被申请人袁某红，显然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另外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不以双方就所借款项的还款方式、利息计算方式、还款期限有约定为生效要件，且法律明文规定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既可有偿，亦可无偿;还款期限也是有约定，依约定;没有约定，又不能协商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故二审法院单凭被申请人出示的10000元存款回单，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就认定是购房款，是直接证据，显属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如果要说此存款回单是直接证据，那么也是只能直接证明被申请人袁某红通过帐户向钟某兴汇款10000元的客观事实而已，而非能直接证明此笔汇款就是购房款。《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二审申请人三月梅、被申请人袁某红双方均有提交证据号码为022067、0××295收款收据，但二审却认定为申请人三月梅一方提交的证据，且未经质证，据此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三月梅一方开具的房租收据作为定案证据不够充分是错误的。

20××年8月20日上午9时左右，申请人三月梅到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印二审开庭笔录，法院档案室工作人员黄某飞同志拿来二审笔录，申请人三月梅发现证据中编号为022067、0××295收款收据提交人错误，法院将此两份证据的提交人袁某红写成了三月梅。申请人三月梅当即告知黄某飞同志这两份证据提交人是被申请人袁某红而非申请人三月梅，并提出异议。当黄某飞同志拿来复印好的开庭笔录时，两份证据提交人的名字已经改写为袁某红。申请人三月梅再三要求法院注明以上证据提交人已经被更改的情况，本案合议庭审判员黄丽芬才告知申请人三月梅是法院代理审判员曾柳青擅自作的更改。

在被申请人袁某红否认已按照口头约定按时交纳房租的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二审把双方均有提交的证据，编号022067、0××295两份收款收据，这可以印证申请人三月梅在收取租户租金时有开具收款收据收取租金的习惯，被申请人袁某红有收取收款收据，并按照收款收据交付租金依约履行交纳房租的事实。被申请人袁某红一审提交的证据收款收据(编号：022067)，经质证，印证了申请人三月梅提交的收款收据二联收据存根的真实性(被申请人袁某红仅以未签名为由抗辩，上文已有提及)。而二审将以上两张双方均有提交的收款收据误为申请人三月梅的一方提交，且未经质证，从而就认定申请人三月梅一方开具的房租收据作为定案证据不够充分明显错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四、二审被申请人袁某红的诉讼代理人古某贞不适格，违反了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且被申请人袁某红不属于低保户，其案件性质不属于法律援助案件。被申请人袁某红欺骗了法庭，显失公平。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三月梅委托代理人古某贞既非其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也不是其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也未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这种极不严肃不负责地委托代理人出庭应诉，且法庭未经查实就允许其在庭上代理当事人答辩应诉，是以加大申请人诉讼成本，浪费国家审判资源为代价。从实现法律的引导功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高效的价值追求出发，本案应因被申请人袁某红委托的代理人不适格，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理应驳回二审中被申请人袁某红的诉讼请求。

此案为房屋租赁纠纷案件，不属于援助案件范围，申请人三月梅一再强调被申请人袁某红在深圳xx镇拥有一套自主产权的商品房物业，不能享有法律援助便利，其以低保户的名义抗辩不履行支付购房款合同义务的说词，也是无中生有，欺骗法庭。

综上所述，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望依法裁判。

第4篇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某，男，汉族，1947年出生，住海口市南沙路，联系电话：。

申请人不服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195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

一、请求撤销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195号民事判决;

二、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关于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工资及其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

三、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原一、二审及再审的诉讼费。

被申请人王某于20xx年7月1日起到申请人处从事冲压工工作，约定试用期三个月，工资为750元/月。申请人为王某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王某于同年9月5日发生工伤事件，经海南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五级。

本案经海南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并作出了琼劳仲裁字[20xx]第227号仲裁裁决书。王某不服该裁决向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作出了(20xx)龙民一初字第15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申请人向王某支付护理费4333.31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9099元、伤残就业补助金25477.2元、工资5426及经济补偿金1356元，共计45691.51元。二、向王某支付残疾赔偿金8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共计11万元。三、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均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xx年12月23日作出了(20xx)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1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维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xx)龙民一初字第1598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二、撤销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xx)龙民一初字第1598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三、变更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xx)龙民一初字第1598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海南某金属工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内，向王某支付残疾赔偿金8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及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为64875.07元，共计174875.07元;四、驳回上诉人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上诉人海南某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

现申请人不服上述一、二审判决，申请再审，理由为：

一、关于王某提出的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依据《安全生产法》第48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的相关规定判令支持是错误的，依法应予驳回

?解释》第12第1款规定明确了职工因工伤而产生的损失只能通过《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及标准进行处理，从而否定了职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即排斥了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在用人单位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时，大部分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如不能通过工伤保险转移风险，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就会失去实际意义。因此，该规定完全符合创设工伤保险制度是为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及分散用人单位风险、减轻负担的目的，在审判实践中理应得到适用。

具体到本案中，申请人与王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王某受伤的情形经海南省人事劳动保障厅认定为工伤。根据《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双方就工伤保险赔偿事宜产生纠纷应属于劳动争议范畴，根据《解释》第12第1款规定，应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而《工伤保险条例》关于五级伤残的工伤保险待遇中，并没有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规定。根据原《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3项之规定，对于王某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法院应不予受理。因此，二审依据《安全生产法》第48条及《解释》的相关规定支持王某的上述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另外，对于残疾辅助器具费，二审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0条规定不予支持。但对于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二审却排斥《工伤保险条例》及《解释》12第1款的适用，依据《解释》第18、25、28条规定予以支持。据此表明，二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是相互矛盾的，完全与《解释》12第1款的规定相悖。

退一步讲，即使适用《安全生产法》第48条规定来处理工伤保险与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竞合问题，也应采取补充模式而不是兼得模式，即不能重复赔偿。本案中，王某是工伤伤残五级且与申请人解除了劳动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4条规定，王某能够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此处的“三金”是对王某因残疾而导致的收入减少及生活来源部分丧失而给予的财产损害性质的赔偿，其本质上与《解释》规定的侵权法意义上的残疾赔偿金是相同的'。因此，二审判决在支持王某上述“三金”的基础上又支持残疾赔偿金，采取的是兼得模式即双赔，这显然与《安全生产法》第48条规定的补充模式相悖。

因此，二审判令申请人向王某支付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驳回该诉讼请求。

二、二审判令支付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工伤保险与侵权损害赔偿分属不同法律法规调整，据此得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能等同于侵权法上的法医学伤残鉴定结论。理由有，其一，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劳动能力鉴定是职工因工致残后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等级鉴定，而法医学伤残鉴定是对人身损害程度的等级鉴定。其二，依据的鉴定标准不同。劳动能力鉴定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卫生行政等部门制定的标准，法医学伤残鉴定是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等来对人身器官损伤程度进行等级鉴定。其三，鉴定主体不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是由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法医学伤残鉴定结论是由司法鉴定机构作出。

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根据《解释》第25、28条规定，要求支付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前提是赔偿权利人须证明其伤残等级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可从王某提交的证据材料看，并没有证明其伤残等级为五级的法医学鉴定结论。其提交的海南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海南省从业人员工伤劳动能力鉴定表》是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属于工伤保险范畴，不能据此认定王某伤情为法医学伤残等级五级。另外，王某在一审时并没有提交任何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证据，二审询问过后，王某才提交户口簿、东方公安局四更边防派出所证明书，这显然不是新的证据，法院依法不应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王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再者，从一、二审判决关于残疾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说理内容看，其得出的赔偿数额并没有按照《解释》第25、28条所规定的“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来计算，而是按一级伤残或者死亡的标准进行计算。据此而得出的赔偿数额显然是错误的。

因此，二审法院将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等同于法医学伤残等级，并据此而不分伤残等级地判令申请人向王某支付残疾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实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在王某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并没有证明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所规定 “存在精神损害”及“伤害后果严重”的证据材料。另外，根据该解释第10条规定看，即使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其赔偿数额也应根据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来确定。而从受诉的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以往的判例看，其判令申请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显然过高。

因此，二审判决在没有事实依据、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令支付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是错误的。

三、二审认定王某工资标准为1011元/月并据此判令申请人向王某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是错误的

一审时，申请人出示了聘用员工登记表、试用同意书、试用期满考核表、员工培训及试用期满薪资调整考核实施办法、薪资结算表等证据，证明了王某在试用期满后的工资为850元/月及通过银行转帐发放工资的事实。另外，在劳动仲裁期间，为了查清王某的工资标准，海南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对申请人的一名员工陈某(与王某同一工种)做了一个调查笔录，该笔录证实了陈某在试用期满后的工资标准是850元/月以及通过银行转帐发放员工工资。但该委不准许申请人及代理律师复制，为此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提交了调取该笔录的申请，但一审并没有依法调取。在二审期间，申请人也依法申请二审法院调取，该院同样没有调取。而根据《劳动法》第46条有关“同工同酬”的规定，上述证据足以证明王某转正后的工资标准为850元/月的事实。但二审法院却断章取义地以申请人出示的工资表没有王某的签名进而全盘否定了王某工资标准为850元/月的事实。从《海南省社会保险费征缴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可知，申请人以1011元为基数为其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由地税机关核定的，据此不能证明王某的的实际工资就是1011元/月。

因此，二审判决认定王某工资标准为1011元/月并进而判令向王某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

综上所述，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望依法裁判。

第5篇

申请人因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xx市中级人民法院x民二终字第号民事判决，现依法申请再审。

一、依法撤销一、二审法院的错误判决，重新审理，公正判决。

二、由贵院提审或指定xx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外的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原判决对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财产保险综合险合同中约定的“固定资产的保险价值是出险时的重置价值”中“重置价值”的理解和认定有误。

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财产保险综合险合同是定值保险合同

正如原审法院所认可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即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第十条规定“固定资产的保险价值是出险时的重置价值。”这项约定是确定保险价值(计算方式)的一种形式，虽没有具体数额的约定，但可以视为对保险价值已经作出约定，故应当被认定为定值保险合同。

对于定值保险合同，一旦保险事故发生，则保险人只要按照双方约定的保险价值或保险价值的确定方式进行赔偿即可。虽然这有可能造成保险价值高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出现“以旧换新”的局面，在表面上违背财产保险的“补偿原则”，但是这是保险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应当予以尊重。同时，20xx年12月9日向社会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根据保险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合同中约定了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的，保险人以约定的保险价值高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由不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对于保险金额或保险价值大大高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的，保险人也可以按照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以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为由，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保险合同。按照约定的计算方式对保险标的进行理赔，实际上并没有超出保险金额，不可能使贵司从中额外获益，更不会违反等价有偿原则。

二、原审法院对于“重置价值”的理解和认定均存在一定的偏差，直接导致判决结果的相对不公，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在本案中，对“重置价值”可以有至少以下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指在估价时点重新建造或购置与保险标的完全相同或基本类似的全新状态下的物品所花费的全部费用。另一种理解是指购置或构建与保险标的出险时相同状况的财产所需要的金额，可以简单理解为重置价值减去折旧费。

1、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xx年4月14日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解释保险价值和重置价值问题的复函》中明确指出：重置价值是指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以重新购置或重新建造保险标的所需支付的全部费用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据以确定保险金额。

同时，中保财险公司xx省分公司编印的《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解释》对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第十条的解释是：“按照重置价值确定，重置价值即重新购置或重建某项财产所需支付的全部费用。”

即为重新购置或重新建造，那么就必然意味着是将保险标的恢复到全新状态时的情形，而非出险时的情形。我们也可以从上面论述中看出，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保险公司本身，都认可并允许被保险人以超过当时市价的财产重置价值作为保险金额，允许“以旧换新”。

2、《保险法》第四十条规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可以由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并在合同中载明，也可以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若按照上述第二种理解，那么所谓的“按照重置价值确定”，无非是对《保险法》第四十条“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的另外一种表达。“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显然比“出险时的重置价值”意义明确、特定，作为应当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的有关保险价值的条款，用一种有争议的表达代替是显然没有必要，而且是违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的。

3、《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上述两种理解都不违背“重置价值”的.字面意思，但显然是第一种解释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故应当依法采纳第一种理解方式。

4、经申请人向中保财险公司xx省分公司及xx市分公司财险部工作人员求证，保险领域及实际理赔中对“重置价值”的理解确指重新建造或购置与保险标的完全相同或基本类似的全新状态下的物品所花费的全部费用。而且，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xx省分公司曾与3月中下旬下发内部文件，要求辖区各分公司“吸取在冰冻灾害中大量超额理赔的教训”，“对于固定资产按原值、原值加成或其它方式(估价)投保的财产保险，不得约定按重建重置价值赔偿。”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保险公司之前在理赔时对“重置价值”的态度与第一种解释吻合。因为若按照第二种解释，“重置价值”是指保险标的出险时的“实际价值”，那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xx省分公司上述文件就是要求所辖个分公司不得约定“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赔偿额，这显然与《保险法》第四十条规定相违背。

但是，由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称该份材料属于内部文件，不便外传，故申请人无法取得该份文件的书面文档。

5、鉴于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都没有对“重置价值”做出权威、明确的解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原审诉讼程序中提出的证据和观点也都不能分别完全、充分、必然地支持各自对于“重置价值”所作出的理解和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综上，对“重置价值”作出上述第一种解释，是符合保险双方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较为合理的;也可以较好地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可以切实贯彻《保险法》、《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立法精神，维护法制权威。

因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重置价值”显然是指在估价时点重新建造或购置与保险标的完全相同或基本类似的全新状态下的物品所花费的全部费用。而原审法院无视当事人之前的约定，错误理解和认定“重置价值”的含义，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基于上述理由，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xx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恳请省高院依法再审，予以改判。

第6篇

申请人(原审原告)：韦xx，男，1963年1月11日出生，壮族，农民，住xx县xx瑶族乡xx村xx41号，联系电话：xxxx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梁xx，男，1969年8月出生，壮族，农民，住xx县xx乡xx村xx。

申请人因人身损害赔偿一案，不服xx县人民法院(20xx)田民一初字第355号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

人在帮工过程中从二楼摔下来，造成右股骨颈骨折。事后，被申请人并未及时将申请人送往医院治疗，而是将其送到定安私人诊所用草药医治。20xx年6月12日，经右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原告的伤残等级为六级伤残。20xx年6月16日，申请人起诉至xx县人民法院，要求被申请人赔偿医药费、残疾赔偿金等各种费用共计57793.87元。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案发是20xx年12月30日，已过了诉讼时效，就动员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调解，申请人担心超过诉讼时效，法院驳回其起诉，到时一分钱都拿不到，就与被申请人签订了调解协议，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各种费用5000元。

申请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此条中的'“受伤害之日”不能只是简单地理解为事发当天，而应理解为治疗完毕或治疗费用能够确定之日，因为人身损害赔偿不仅要有损害事实，还要有具体的赔偿数额，而要有确切损害数额就离不开医院的诊断和治疗，造成伤残的，还应有伤残鉴定才能确定赔偿数额。因此，从该案的具体情况看，诉讼时效的起算应当从做出伤残鉴定之日起算，即从20xx年6月12日起算，而不是从20xx年12月30日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