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反思思维的现实价值论文4篇 哲学反思思维：实用的现实价值探索

本论文探讨了哲学反思思维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通过对思维模式的分析和反思，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并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本文将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思维方式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并阐述思维反思在道德、政治、教育等领域中的应用，进而提出实践中的启示与建议。

第1篇

随着我国社会情况的不断发展，经济立法的发展也逐渐开始变的越来越完善，司法也逐渐开始广泛的展开，这些经济法的深入探讨和探究准备了实证材料。但是经济法理论研究过程中，经济多年的积累，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也逐渐开始反思准备出了成熟的理论条件。

不管是哪一种法律作为一种制度都是应对社会的问题所出现的产物，并且这也是社会问题的主要解决方式，也正是社会问题的产生，能够良好的解决法律的发展情况并且确定了自身的赋税的主要任务，这样引发的法律目标或者是任务是有所不同的情况。所以法律部门不同于其解决问题的主要类型，这样也是最终引起目标或者任务的不同情况。

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决定了人们在利益结构中公共利益已经具有非常高的权重，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所能够过去的分享的权益，还需要在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秩序以及公共物品中所分享的公共利益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19 世纪开始，世界各国间经济的发展能表民，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问题起关键的内容就是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和稳定有效的发展，但是这一问题的主要解决方式还在于能否形成比较好的经济秩序。

法律作为社会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挥其有效的作用，也主要是由人所具有的理性，以及其行为的主要意志支配的，也正因为如此，法律所规范的行为就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但是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其根本的性质也决定了人的所有行为，但这些情况主要的原因都是利益的行为。

（1）行为类型和特点。在行为损害利益的视角能把造成损害的行为分成私害行为及公害行为。其中私害行为指的是为损害个人利益产生人的私益。而公害行为指的是为损害的利益主要就是人的公益。这两种行为的主要特点就是由其损害利益及受害的主体特性所决定的。（2）行为类型和法律规范的演化。在国家产生之后，人在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不仅是其他人或公共机关两类主体之间的相互统一，因此，对人的损害也无非分成两种性质和主题，在现有的法律部门看民法、商法主要是私害行为的防范和控制，并且社会的主流观念也是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念，所以近些年来，在对于利益的法律保护过程中，民法和行政法长期处于部门的主导地位。

（1）经济公害行为的法律规范路径。在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期的阶段，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有计划程度不断提高，人们的利益结构和行为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其中公共的利益占有的权重逐渐增加，同时对于社会的主观影响也在不断的加强，甚至公害行为所导致的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损害后果也逐渐呈现出来，导致公益保护逐渐被法律所重视程度。

（2）经济公害行为和经济法规构造。在复杂的经济体系中，很多行为不属于经济公害的行为，这一点不仅仅和行为者所处的经济系统以及其行为在系统中的角色以及经济实力有关系，这也和方式的社会主流以及经济学观念对于这一行为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在经济法中一般情况下没有设置专门的执法机关，这一点也决定着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规则是否合理，这个也是能够有效控制经济公害的主要因素。

在经济法的领域中，很多损害的行为是损害小但是分布却非常广泛的情况，例如：市场规制中各种损害消费者行为的，甚至很多行为有害性甚至展现出非常长的时间，限制市场竞争行为，对于市场竞争产生严重的影响，对于产业结构产生的主要影响等，甚至有些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关系并不明确。

对于法律法规中的事后真让人规则，还需要有效发挥其主要的功能条件，并且需要在经济公害中被完全的颠覆，事前规则的设置主要还需要设立的专门机构进行调研，这也是在意义上来说以事前预防为主，防治经济公害的方式。

根据以上内容能看出，经济法的发展和产生，碎玉社会的经济背景以及社会观念，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保护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并不是个人如何自由利用自身要素更好生活的问题，参与协商民事行政诉讼且加以改造，这样也能够建立起最新的诉讼形式，建立起最新的公益诉讼制度。

第2篇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仅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金融和货币格局，而且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经济思想，经济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正在酝酿革命性的变化。我们需要反思和重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现代经济学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主要发源地，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性思维模式。追根溯源，西方经济学是西方整体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西方哲学思维数千年演变和进化的产物。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一般而言的西方哲学思想，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哲学家熊十力说：“西洋形而上学是以宇宙实体当作外界的物事而推穷之。西洋哲学的方法是析物的方法，所谓一元、二元、多元等论，则是数量的分析;唯心唯物与非心非物等论，则是性质的分析。此外析求其关系则犹若机械论等等。要之，都把真理当作有数量、性质、关系等等可析。”分析的方法或析物的方法，实在是西洋整个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最殊胜之处。西方许多著名科学家将西洋科学方法总称为“约化论”(reductionism)。约化论让西洋科学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成就，绝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西方经济学实在是西洋整体哲学思想的支流，其哲学基础和分析逻辑也是秉承约化论的基本意蕴。

概言之，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五个方面构成：人类行为的自私决定论、经济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人类发展的西方中心论、人类认识的实证方法论、政策哲学的自由竞争论。从哲学角度来审视，上述五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200多年来，经济学演变繁复，流派纷呈，恰如滔滔江河，又如涓涓细流，溯其源流，就是上述五论。

经济科学背后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直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7世纪欧洲兴起的科学大潮，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科学和技术的兴旺发达，不仅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物质世界的绝对优势，而且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精神世界的最大优势。那些惊世骇俗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让全人类叹为观止。欧洲人凭借科学技术的神奇魔力，成功征服全世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胜利或许更加彻底。西方崛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席卷全人类。一切社会科学和精神学问，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法律、伦理等所有一切学问，无不深受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科学思维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影响尤其深远和全面。若要探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成功和失败、优势和劣势，若要为经济学的未来开辟新的方向，我们首先需要总结西方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理解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决定了经济学的基本价格。

西方科学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决定论、机械论或命定论，此为西方学术界的共识。197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非平衡热力学开拓者普里戈金和助手斯唐热出版的名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吹响了重新塑造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嘹亮号角。

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孕育出许多基本信念。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命题，皆源自这些基本信念。

决定天地万物或宇宙演变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始终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他们虔诚追求的科学理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图式和普遍真理。

对普适和永恒自然定律的信念，激励无数天才物理学家穷尽毕生智慧去忘我地追寻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从而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奇迹。的确，物理学家们曾经多次坚信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神秘莫测却又充满无限魅力的终极定律。譬如，19世纪后期，物理学家们非常乐观地宣称，宇宙间的一切皆可以按照连续物质的性质予以解释和推断，物理学的天空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儿乌云了。然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横空出世，粉碎了物理学家的乐观情绪，开辟了物理探索的崭新天地。原子结构和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决定论的信念。

霍金的《时间简史》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普著作之一。全书激荡着那个意志坚强的残疾天才对自然世界普适和永恒定律的信念忠贞不渝的伟大情怀，激荡着对宇宙演化终极规律不懈追求的豪情壮志。当霍金论及“物理学的统一”时，他满怀信心地说：“在谨慎乐观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于探索自然中集定律的终点。”

霍金将决定论的科学观推到极端。他写道：“爱因斯坦曾经问道，在制造宇宙时上帝有多少选择性?如果无边界假设是正确的，在选择初始条件上它就根本没有自由。”初始条件的确定性加上自然定律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准确预测宇宙发生的一切，这当然也包括人类社会，因为人类自身不过是茫茫宇宙的沧海一粟，怎么能够逃脱自然定律的命令和规范?

因此，早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就一直激励着欧洲哲人去追寻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成就最突出者当属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诸位大师。剑桥大学曾经出版一本专著《苏格兰启蒙运动》，详尽说明牛顿科学尤其是著名的力学三定律是苏格兰启蒙哲学家的灵感源泉。斯密和他的老师们坚信人类社会同样存在着与牛顿三定律一样普适和永恒的自然定律，《国富论》的伟大贡献就是发现“看不见的手”原理。斯密为自己的奇妙发现惊喜万分，深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自然铁律”。《国富论》因此成为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看不见的手”原理则成为经济学者最根本的精神支柱。

决定论和机械论的基本信念塑造了经济学的基本性格，牢牢统治着我们的理论思维和政策模式。第一，人类社会演变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完美市场制度，欧洲建构主义的理想社会，李嘉图的“完美静态经济体系”，马克思人类社会演变的“五阶段论”，直到20世纪后期所谓的“历史终结者”，皆源自经济学的决定论信念。第二，既然人类经济体系的演化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我们就一定能够准确推测人类行为的结果。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旨，就是准确推测经济趋势。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宣称检验经济理论正确性的唯一标准就是预测的精准。事实上，许多经济学者喜欢动辄就以“预言家”自居。第三，数学模型完全支配了经济学，哲学、历史和人文思考退居其次，甚至被完全漠视。近百位获奖者多数都是数学模型高手和数学家。第四，决定论和机械论思维经过复杂的数学模型，终于蜕变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有效市场学说，它们将市场描绘成一架精巧的机器，总是可以自动迈向完美均衡，给人类创造出最大的福利。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有效市场假说是过去半个世纪西方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直接催生了货币信贷扩张、资产价格泡沫、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金融危机。

第3篇

管理是人类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活动，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其实就已经开始了管理活动，主要表现为特定组织成员为了达到组织的共同目标而进行的资源优化过程，具体表现为管理主体对管理客体进行的一系列的协调和组织活动。哲学的定义则较为广泛，有的说是知识汇总，有的说是科学的科学，而比较接近哲学本意的则是马克思对哲学的解释，即世界观。哲学是研究事物本质及其运行的根本法则，是管理科学的主导原则与方法论。哲学与管理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但是两者之间联系极其密切，哲学是管理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向导，管理则是哲学的实施与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在现代企业管理实践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各个国家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相互之间的影响也不断加深，一个人的各种决策活动，尤其是职权较大、影响较广的个人的决策活动都能给地区甚至整个社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大环境下，企业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营主体单位，企业规模的不同，企业的各种活动都会对当地、国家甚至世界带来不同的影响，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仅要考虑到企业自身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还要考虑企业对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必须改变以往单纯作为经济人的角色，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在考虑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效率的同时，也要考虑企业的人文和社会价值。1978年霍金森教授编写的《管理哲学》一书的发表标志着管理哲学的正式创立，他在书中对管理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除了要关注如何提高组织的效率、加强组织的科学管理之外，还应当注重组织管理中的人文要素，不仅要强调组织的效率价值，还要考虑组织的人文价值。简而言之，管理活动不仅能够提高人的价值、发展人的潜能，还应当能够排除压抑人的创造性、降低人的价值、限制人的发展的行为和因素。因此，哲学作为一种“补偿的力量”必须对管理进行价值的、伦理的、情感的分析，这就是管理哲学的本质。

（1）自然观。大自然主要指人类生存的各种环境，包括森林、河流、山川、矿产等等，这些自然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行和发展规律，人类活动介入之后，自然生存环境虽然受到影响，但是人类活动并不能够改变自然运行规律，人类对于自然环境所做出的各种行为，都将得到自然相应的回报，因此，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不能随心所欲的改造大自然，否则必将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2）社会观。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社会活动是由人类的各种不同活动构成的，社会活动包含多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等等，每一类活动都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人类社会经过了多种形态的更替，而且每种社会形态均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进步，社会形态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企业要在当前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遵循当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够管理好企业，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3）人文观。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要素。正是由于人类具有无穷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不断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倡导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以人为中心，充分尊重人的意愿、关心其身心、理解其情感，注重培养和提高每一员工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管理者应重点关心和研究员工的情感态度动机、信仰伦理道德、规范责任意志、偏爱期待价值等，把企业管理理念逐步渗透到全体员工中去，引导员工主动去实现企业目标，促使企业良性发展。

（4）企业观。企业是社会中的一个组织形式，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要做好企业管理工作，就要具备哲学性的管理思维，处理好四个环节的关系：管理者、管理对象、管理工具和手段、管理过程。虽然这四个环节的每一个都可以作为哲学对象，但是，管理哲学的思维方式主要侧重于概念、判断与推理。企业以目的而存，以适应而发，以整体而变，以集合而改。除此以外，其职工的情感、态度、价值、道德、责任感等等，这些都是管理应关心的问题。对它们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管理的实质就是实践哲学或行动哲学。

（5）发展观。世界万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是物质世界的根本法则，企业也是如此，任何一个企业都是随着经济社会体制、社会关系和市场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的适应经济环境与社会发展，才能求生存。当今社会企业最重要的在于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只有不断的改变管理理念、管理方法，才能真正的取得发展。

二、我国企业管理中应用管理哲学的意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企业发展规模和实力都有所增强，越来越多拥有国际市场竞争实力的企业开始向国外发展，谋求国际市场。在企业走出去实行跨国经营的时候，跨国企业的企业文化与理念体系构建成为比较重要的研究课题。为避免走出去的企业受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而失去自身的独立性，我们势必要更加重视和强调跨国经营企业的管理哲学和企业文化建设，因此，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管理哲学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国内外企业竞争的加剧要求我国的企业必须要应用管理哲学。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开展及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延伸，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型跨国集团公司进入中国并抢占了市场、人才、技术等资源，我国企业发展壮大的形势更加复杂和严峻。国际化的大型企业集团都是实力雄厚并具有丰富的先进的管理和发展经验的，一方面我国企业要努力学习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不能一昧模仿西方国家企业的经营模式，我国企业仍然要建立或者说保持一些中国企业所特有的东西，形成一种更能符合中国本土和国外文化的企业文化和哲学，这样才能在国内甚至国际竞争中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

一个企业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必须能够充分体现当地民族的文化特征，能够建立起符合国人的企业哲学，而现实中确实有很多的企业由于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而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没有好好的利用我国的传统文化特色和价值理念来构筑企业特有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文化，最终导致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一个无法体现自己民族文化特征的企业很难在国内立足，更难以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要使得企业管理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除了管理者自身要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之外，还应当将这些哲学元素逐渐扩展到企业的所有员工，使他们都认同这种管理哲学，大家协同一致，才能使企业文化发挥其最好的效果。企业在建立企业文化的时候，应当包含管理哲学的基本要素，包括自然观、社会观、企业观和发展观等，如企业的发展实践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必须与当代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必须要具备哲学性的管理思维，必须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等等。这样的企业文化才能得到企业员工的认同和执行，才能渗透到企业的每一个员工中去，才能形成企业向心力，这样的企业文化才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起到最好的效果。

（二）建立以管理哲学元素为核心的现代企业运行机制。

在管理哲学思想的指引下，对企业组织的运行机制进行优化与整合，包括整合企业的组织结构形式和生产经营运行机制。首先，按照人本管理哲学思想整合和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和协调机制。按照“直线加矩阵”序列关系构建“复合型”企业组织结构形式，“层级制”直线型组织指挥体系和“矩阵式”横向型事业部制组织密切结合的组织结构形式，其中“层级制”直线型组织、指挥、管理、协调体系，上层是高层决策指挥系统，中层是标准化职能部门，基层是产品项目研制组织；“矩阵式”横向型事业部组织，由直接接触、相互协调的工作技能、工作过程和工作成果等标准化职能部门和产品项目研制矩阵组织或项目小组构成。其次，运用人本管理哲学思想，以营销导向管理理念为出发点，对生产型企业的组织运行机制进行重构，构筑“需求———层级式”企业生产经营组织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其中心思想是处于上一层级的部门制导下一层级部门，而下一层级的部门必须准时响应和满足上一层级部门，并保证工作成果合乎要求。

（1）黑箱原理的应用。在面对一项比较复杂的管理活动时，可以把整个的管理活动看成是一个黑箱子，这里面的具体内容可以暂时不要去管他。管理者只需要考虑的是在这个黑箱子中输入和输出信号，输入的是预定的管理目标，而输出的当然也就是管理结果。而管理的过程要懂得选择让下级管理者去实施，这主要是因为越往下层，所需要管理的范围就越小，管理也就越轻松。在由下往上的管理活动过程中，一层层的管理工作都做好的话，自然整体的管理工作也就做好了。管理者通过调动下层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做好自己范围内的管理工作，从而理顺整个管理系统，这就是所谓的黑箱理论。

（2）调动管理积极性。管理活动需要管理充分的调动起自己的积极性，在每一个管理条件的选择以及实施上都要保证万无一失。因为管理哲学告诉我们，管理者对管理的更深层次的认识，是从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来的，只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实践，管理者才能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并且管理层越往上面，这种认识也就越重要，因为越往上层，管理者所作出的管理决策所引起的影响也就越大。所以管理层要充分的调动起自己的工作热情，要尽量避免管理失误的出现，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3）适当进行弹性化管理。每一项管理制度的建立都不是十全十美、完美无缺。往往在管理实践过程中，这项制度的弊端也会慢慢的出现，一旦这些问题无可避免的出现的时候，管理者不能一味的只知道按照规定制度进行管理工作，要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从问题的实际出发，弹性的看待问题。企业管理应当是有弹性的，每一项管理活动从管理目标的制定到管理工作的安排实施都应该有管理的弹性，特别是作为管理者来说，更要把握好这种管理弹性，在管理实践过程中，切实协调好各方的关系，最终的目的自然是保证企业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

第4篇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把我们拽入了“互联网+”时代，教育也置身于“互联网+”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将其称之为“互联网+”教育。每个时代发展的背后都潜藏着哲学自觉与思想变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进行真正的教育”。对“互联网+”教育进行哲学反思不是为了寻找确定性的唯一答案，确定性往往代表着思想的终结，而是促使我们在更深层次展开思考，突破常识化、经验化、表层化的理解，在发现并尝试回答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充满意义的教育世界才会不断向我们敞开，否则不仅与深刻的洞见擦肩而过，还失去了过上更好教育生活的机会。

教育是什么?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对教育是什么的叩问，实际上就是对教育目的的追问，这是整个教育实践的核心基点和逻辑起点，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就会希冀什么样的教育实践样态。杜威说：“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这为我们划定了言说的边界，保证教育不为外部力量所左右，避免了教育的异化。因此，“对整个教育问题的反思，必然追溯到教育的目标上去。人类的将来，取决于本真教育的能否成功……但仅凭金钱人们还是无法达到教育革新的目的，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条件。”

“人”———“大写的人”“完整的人”的培养必须成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这是教育的本意所在，当然，这个“人”绝不是抽象空洞的、不可捉摸的，而是现实可感的、生动活泼的，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描述的“人类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复杂多样;使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和生活成员，作为一个公民和生产者、技术发明者和有创造性的理想家，来承担各种不同的责任”。

素质教育体现了教育的本意，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时代命题和主旋律，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人的培养与其社会角色和身份的塑造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是“国家目的教育不能把受教育者仅仅作为手段和有用的工具来培养，而首先必须把他们作为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人来培养。教育目的中的人，可以包含‘劳动者’‘人才’‘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公民’等，但却不能用其中任何一个来替代人”。

再次回到培养完整的人这一教育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互联网+”教育，明确“教育”是其根本属性和第一属性，“互联网+”是衍生性附着，或者说“互联网+”教育本质上就是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实践样态，避免将眼光过多地放在“互联网+”上，影响了对教育属性的基本判断。教育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时，绝不能忘记自身的本质属性，尤其是促进人全面而有个性成长的根本目的，“必须是人，而不是技术成为价值的最终源泉;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才是制定所有计划的标准”。“互联网+”无论对教育产生了何种深刻的影响，都不能参与对教育终极目的的讨论，也不能改变教育的人性假设，更不能改变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过，“互联网+”会对人的具体素养和能力培养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要求。而现实中的确有些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引导”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互联网+”上，遗忘了更为根本的“教育”二字，把因“互联网+”介入产生的问题替代了教育发展和学生成长的本体性、本源性问题，甚至掩盖和忽视了一些阻碍完整的人的成长的瓶颈性问题和根本问题，这不仅会导致“互联网+”的僭越，还会让我们“信心满满”地舍本逐末，最终迷失了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

当下经济与社会的快速跃迁，呈现出日益复杂的发展环境，矛盾与冲突无处不在，有矛盾与冲突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中，在身不由己的卷入中，保持良好平和的心态，这是教育变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前提条件。而哲学恰恰就是穿透迷雾的那一束亮光，是让教育放弃盲动、保持清醒的最后机会，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准确的教育价值判断，积极妥当地迎接来自教育内外的各种挑战，形成“互联网+”教育发展的合理定位。

冷静面对“互联网+”。我们正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类似“互联网+”这样的新事物层出不穷，打开了一扇又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推动教育生活向前发展。有一些人特别“敏感”，非常热衷于新事物，对所谓的“新”无限推崇，好像新事物就意味着创新、意味着远见，旧事物就意味着保守、意味着落后，好像新事物一定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忘记了新事物并不必然等同于良善方向和正能量，“新”和“好”之间不能划上等号。尤其是一些教育理论工作者，在外在功利化评价的压迫下，他们放弃了“甘坐冷板凳”的学术品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一窝蜂地围绕某一个“新”“大做文章”“大写文章”“大发文章”，写文章已经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这不仅是对自身学术研究的贬低，更会对教育实践产生不良影响。一旦冷静下来，你就会发现教育有许多永恒不变的东西，有许多永远都需要研究的黄金命题，坚守就是对教育规律的遵循，坚守就是一种重要的创新。当然，坚守绝不意味着狭隘封闭，也不是盲目简单的拒斥，而是充满理想的教育的返乡之旅。

明确“互联网+”的阈限。人们经常引用苹果公司创始人的“乔布斯之问”———“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需要警醒的是，乔布斯不是教育家，这是企业家之问，作为企业家的乔布斯已经表达出了他的倾向，计算机应该对所有领域产生巨大影响。“乔布斯之问”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互联网+’之问”，为了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沿着两个层面追问下去：一是计算机除了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以外，对于哲学、历史、艺术等一系列人文社会领域，产生的影响足够巨大吗?应该足够巨大吗?达到了乔布斯想要的理想状态了吗?信息技术真的是普适性的功能灵丹妙药吗?可以无限制地引入到所有领域吗?我想如果“互联网+”真的能对这些人文社会领域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并导致革命性变革的产生，恐怕成百上千年形成的学科特质就彻底消解了，这些学科自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二是计算机肯定对学校教育有影响，但影响应该大得惊人吗?这个“令人吃惊”是指对人的成长的影响还是产品使用量大而带来的利润?如果真的大得“令人吃惊”，作为专业的教育者我们能够认同吗?在教育本质不变的前提下，“互联网+”能重新定义教育吗?能够对教育产生多大影响?在哪些方面、多大范围产生影响?以什么方式产生影响?对于“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这样的重大根本性问题，“互联网+”能发挥作用吗?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我们已经生活在“互联网+”世界里，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由于信息技术发展太快，升级换代过于频繁，我们经常会跟不上节奏，有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入”的陌生感觉。教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无论是主动进入，还是真的“被抛入”，我们需要告诉自己的是：对于“互联网+”教育我们能够做什么?如何撑起“互联网+”这张教育之“网”?

作为审视教育的维度之一，可以描述与限定我们所处时代的关键词很多，政治文明、绿色生态、科学发展、公民社会等等，每一个关键词就是一个反省的角度。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对教育发展进行考量，获得对教育不同侧面的把握，但是，任何一个维度都不能垄断教育发展的全部视域，否则会让我们失去教育发展的立体感和想象力，导致教育生活的僵化呆板。“互联网+”只是当代教育发展的一个维度，可以丰富教育的理解与思考，形成更加有益的实践模式，但是，“互联网+”绝不是教育发展的唯一背景和唯一维度，教育发展还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等多方面的影响。我们要从多个维度探讨与发展教育，并且在不同维度的视角中展开对话交流，结果是“更倾向于折中，而不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认识论观点”，实际上就是寻找不同维度对话之后的重叠共识，才能实现教育的和谐完满发展。

实现技术的合理支撑。随着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的存储、传输和应用能力大大增强，“互联网+”对教育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帮助，弥补了传统教育发展的一些不足，提供了教育存在的强大物质基础，集中地表现为技术支持，信息技术潜移默化地融入教育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实现教育资源的重组与共享，使得学习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教育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信息技术介入，可以搭建包容量更大的教育大数据平台，对教育宏观发展和学生的学业水平作出更加准确的分析与判断，建构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源库，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教育选择机会，不断实现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从而在技术层面推动教育现代化的新发展，最终为提高教育质量提供切实保障。

丰富教与学的方式。教与学方式的变革是教育的基本命题，是教育理念转化到实践中的关键环节，这也是“互联网+”对教育的最重要影响，没有教与学方式的变革，就无法实现预期的教育目的和课程目标。首先，要根据“互联网+”的独特性，对教与学的方式变革进行深入的思考，如果采用的方式不尽合理，可能会出现荷尔德林所说：“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堂时，总是把它变成了地狱”，我们会带着天堂般的目标去制造人间地狱，而身在其中却浑然不知。其次，丰富教与学的方式不意味着对传统方式的抛弃，也不意味着所谓新的方式一统天下，而是如何在“互联网+”中实现教与学方式的拓展与创新。最后，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些新的方式。由于“互联网+”为教育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传统意义上的时空概念和边界被打破，一些原来不可能实现的教与学的方式成为可能，“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为教育发展注入了创意与活力，成为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认知载体，并伴随着丰富的情感激荡，与传统方式一起构成新的教与学的生态系统。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生活动力，这是一个明显的真理。如果不去追求幸福，生活就毫无意义而且不可想象，那种几乎在任何一方面都不幸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教育学是真正的人学，它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实现每个人的潜能，最终让每个人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为指向更加有意义的教育生活，而且是一种充满了可能性的良善生活，“互联网+”教育必须充分挖掘自身的意涵，实现师生生命的完满和教育意义的增值。

关注人文性。“自从人类紧盯着屏幕而不再相互守望开始，教育的技术化就不仅使学生的学习经验被标准化，也不断对教师进行标准化改造，限制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复杂对话，要求教师在课程中通过‘数据驱动’或‘基于证据’而达到某种‘最佳做法’。不仅仅是课程，甚至师生关系也被降为一种手段。”人们往往把“互联网+”等同于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撑，仅仅以此介入与推动教育的发展，却忽视了信息技术的人文意蕴，它对于学生的精神生活价值被边缘化，这实际上是对信息技术本身的贬损。“互联网+”是人的创造物，没有人就没有“互联网+”，它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外显，负载了人类的内在期望和追求，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我们一定要凸显技术背后的人文思想，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在普适性的“互联网+”上烙上深深的本土文化印迹，展开基于技术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让“互联网+”背后的“人”站立起来，体现一种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再次实现灵魂的“相互守望”。

突出伦理性。“教育基本上是一项道德事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目标是改善。它试图让接触它的每个人，老师以及学生，比现在更好。放眼全球，它尽力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教育意味着人的成全，包含着重要的道德向度，需要伦理价值的有效牵引，而不道德的教育本身就不能称之为教育，是教育的自我扭曲和变形。“互联网+”教育必须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蕴，因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因此任何给定的技术秩序都是一个朝向不同方向发展的潜在的出发点，但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则要取决于塑造这种技术秩序的文化环境”。网络与信息技术既为师生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发挥创造了条件，同时又将师生搁置于被奴役和控制的境遇，本应该作为解放人的力量，也许最后会成为束缚人的工具。所以，无论如何信息技术不能成为压抑或控制人的手段，不能成为阻隔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障碍物，不能让大写的“人”变成网中低微的“虫”。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把技术背后的经济利益纠结看得比教育的发展和师生的成长更重要，绝不能让网络与软件公司过度“参与”教育教学的变革，这样会遮蔽教育原本的澄明状态，让教育失去应有的尊严。

强化整体性。教育变革在本质上就是关系的重塑，只有在整体性的宽阔的视野中，才能对教育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破对象性和实体性的二元论模式，形成更加合理的关系性思维，建构“互联网+”教育的良好生态。正如怀特海所说：“教育的成就取决于对诸多可变因素的精妙的调整，因为我们是在与人的思想打交道。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升其判断力，锻造其对复杂环境的掌控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理论知识对特殊事例做出预见。”任何一项教育改进都会涉及方方面面，绝不能孤立割裂地看待问题，因此，我们不是简单地回到“互联网+”，或者千篇一律地表述为基于“互联网+”，而是大家(包括学生、教师、家长等各方面人士)一起携手从“互联网+”出发，以“互联网+”这个主题线索撬动“诸多可变因素的精妙的调整”，使教育系统中的不同因子得以协调发展，形成教育发展的整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