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文学家“南仁东事迹介绍3篇 星空孤胆行者-中国天文学家南仁东的传奇旅程

南仁东，中国天文学家，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致力于天体物理研究，多次参与国际天文学计划，并在观测和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他的研究关注天体形成演化、恒星结构与演化等重要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以其卓越的贡献和才华，被誉为中国天文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之一。

第1篇

说起中国的天文学家你会想起谁，是发明了地动仪，浑天仪的张衡，还是将圆周率的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的祖冲之，抑或是著有《推步》，《立成》等天文学名著的郭守敬?

不可否认，他们都曾是中国天文学史上最灿烂闪耀的明星，不过距离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千百年，关于他们的很多事迹和贡献也不能清晰考证。而如今，在新中国成立后，在21世纪初，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可以与其比肩的人物——南仁东。

乍听之下，好像哪部小说中的霸道总裁，实际上，他却是一位地地道道，成就卓越的现代天文学家，被誉为“天眼”之父，有很多崇拜他的中外学者和在校学生。那么“天眼”对中国有多重要，南仁东的贡献又有多大呢?

很多人都曾在新闻，报纸甚至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上刷到“天眼”一词，可对于它究竟是什么，却都云里雾里，不是十分清楚。其实“天眼”的本质十分简单，就是一台用来探究宇宙天空的天文望远镜(又名fast)。

只不过它相比于其他的望远镜体积更大(总面积25万平方米，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功能更强，是全球范围内单口径最大，反应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可以以最快速度最大精度定位宇宙天体和雷达信号。即使是遥远微弱到其他射电望远镜需要准确坐标才能捕捉到的天体，它也仅需1分钟就可以观测定位，快了世界水准整整八分钟。

此外，中国还借助“天眼”的超高灵敏度，发现了102颗已经认证过的脉冲星(其自转周期稳定，如同宇宙灯塔，对于航天事业发展有很大帮助)，将世界已有的脉冲星计时准确度提升了50倍。

就算对比被评为人类20世纪十大功臣之首的阿雷西博3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也毫不逊色，灵敏度可以达到阿雷西博的2.25倍。

可以说有了“天眼”，就算你在外太空小声聊天也会被它捕捉，这对于预防违法犯罪，捕捉监控定位都有很大的作用。它既可以用来探索神秘宇宙之中的未知奥秘，推动中国航天工程的飞速发展，又能辐射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现有的技术水准，是我国天文学事业领跑世界的最有力见证。

而这项伟大工程背后的最大功臣就是南仁东，在1994年，他首次提出“天眼工程”计划，并亲自参与了后期的选址和设计工作。

为此，他曾长途跋涉于中国的西南大山里，用12年的时间，4300多个昼夜，在对比了1000多个洼地后，才终于选中了如今“天眼”所在的地址，贵州省平塘县的喀斯特洼坑。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单单为了选址测算，就让他的一头青丝染满了霜雪，让他的脸上遍布纵横的沟壑。正是他不畏酷暑严寒，不舍昼夜地一点一点实地考察取证，列举各项数据分析，才让这项工程在2007年获得国家的批准立项，得以正式展开。而这一年的他已经过了花甲之龄。

然而“天眼”寄托了南仁东的诸多希望与理想，势必要用毕生的心血去灌溉。于是在天眼工程正式建设启动之后，南仁东当仁不让地担任了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

他为这一工程的建设发展指明方向，解决了其运行推进中的诸多疑难问题，让它在立项不到10年后就可以落成使用，大大加快了中国在射电和天文学自主研发的脚步。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南仁东，就不会有中国的“天眼工程”，就不会有今天中国天文学傲视世界的景象。然而“美人枯骨，英雄迟暮”，再厉害的人终有老的一日，终有疾病缠身的一天，不过这个时刻的到来对于南仁东来说，实在是过早。

2016年9月，耗费了南仁东22年之久的“天眼工程”即将落成启用，就在大家都欢欣鼓舞的时刻他却已经躺倒在了病床上，原来这位为了中国天文学事业奋斗了半辈子的科学家得了肺癌，迎接他的不只是“天眼”的成功，可能还有天堂的召唤。

如果换作一般人，可能已经被突如其来的病魔所压垮，然而南仁东却很平静，因为他知道死亡是避免不了的，他能做的不过是和死神赛跑，在生命里最后的光景将自己多年研究考察的经验尽数整理成文件，供给后世的人们参考。

于是在2016年9月25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即“天眼”的落成启用仪式上，南仁东拖着沉重的病体，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的路程，来到了贵州，目睹了这场盛况。

彼时的他已经被癌症折磨得形销骨立，声带也因为手术的原因受到了损伤，可是面对这份自己将近半生的心血得以开花结果，他的脸上依旧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伟大的宇宙太空，以它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无垠的广袤”，这是南仁东曾经说过的话，也是他践行的路。这几十年的坚守和不懈努力，都是想离我们头顶这片神秘广袤的宇宙近一点，再近一点。

2017年9月15日，距离“天眼”工程落成启用不到一年，南仁东的病情突然恶化，在经过医生护士奋力地抢救之后，还是没能挺过这最后的一关，亲眼见证“天眼”取得的首次科技成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不过鞠躬尽瘁，死而不已，虽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可他留下的无数学术成果和“天眼工程”却依旧在创造着价值与奇迹。

有人曾经系统地统计过，南仁东一生已发表的科技论文有222篇，专著7部，学术报告6本，专利36项;论文被sci(《科学引文索引》简称，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之一)收录56篇，被ei(《工程索引》简称，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之一)收入56篇，被两者引用900余次，除此之外，他还多次参与中国重大科研项目的研发工作，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了给了科学事业。

他的离世，无疑给中国科学界，乃至世界科学界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和哀伤，为此，很多科学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都对南仁东献上了最真挚的悼念。

其中圣克鲁斯加州大学华裔天文学家林潮的悼念词最为让人感怀：“朴素宽厚，淡泊名利，待人诚恳，胸怀全局，鞠躬尽瘁”。短短20个字，道尽了南仁东的一生，也道尽了身为一名科学家最应该具有的品格。

2016年12月，南仁东获“2016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2019年9月，南仁东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不同时间，不同名目的奖项，得主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南仁东，而这只是他无数荣誉中的一部分。如果要列举他的光荣事迹和荣誉成就恐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也许有人会很好奇，这样一个成就卓越的科学家，他在生活中是怎样的性格，除了这些耀目的科技成果外，他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事迹呢?

南仁东是吉林辽源人，从他6岁上学起就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优秀，是学校各种评优选先活动的常客，经常被老师和同学夸奖。

1963年，18岁的南仁东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高考。在那个物质贫乏，教育资源稀缺的时代，读完初中就是文化人，上了高中就可以当老师，而他则以“吉林省理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进入了无数人梦想中的象牙塔顶层。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这个状元一点也不水，各科的平均分达到了98.6。要知道当时的高考还是以百分计数，这样的成绩足以被称之为“天才”。

顶着如此夺目光环的南仁东也终于不负所望，不仅成功取得了清华大学学士学位，还考取了研究生，先后获得了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成功实现“本硕博三级连读”，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学霸。

在完成学业后，他毅然投身了他所钟爱的天文科学事业，开始默默无闻的研发之路。尤其是在寻找“天眼工程”选址方面，南仁东可谓是吃尽了苦头。

据和他同行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回忆，90年代的山区生活异常贫苦，想要在大山深处喝一碗干净的水都困难。他们只能吃着冷硬的干粮就着浑水在冷风中相拥取暖。

而那时候以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国际上的影响力，谋求一份高薪有保障的工作易如反掌。可他并没有丝毫的动心，反而更加坚定了为祖国科技发展建设的决心。

在工作之余，他也十分重视对于未来科技人才的培养。在1996年的时候向国家教育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加强高校天文选修课的倡议书》，对日后高校天文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他还身体力行地亲编教材《射电天文》，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如中国国家天文台宇宙暗物质与暗能量研究团组首席科学家陈学雷，中国自动化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张晓宇等等。

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应该是有距离感和孤傲的，可是生活中的他却十分地平易近人，不仅时常为工人送衣服水果和他们一起抽烟，还会拿出自己的积蓄和奖金用来资助贫苦孩子上学。

如果没人介绍他的身份，大家只会以为他是一个长相严肃心地善良的邻家老人，没人想到坐在他们身边和他们同吃同住的南仁东会是“天眼之父”，中国乃至世界顶尖的天文学家。

南仁东的一生，无论是作为科学界的工作者，还是国家的建设者，都尽心尽力无怨无悔。真正做到了用一颗赤子之心回馈祖国，回馈人类，是我们心中当之无愧的时代楷模。

“踏平坎坷艰难寻‘它’，埋进深山志高远。”这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于南仁东的评价，也是对诸多同样为祖国建设，为人类科学事业奋斗的科学家们的赞许。

南仁东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天眼”的建成运用，也不仅仅在于无数的学术名作，而在于他拼搏刻苦，敢作人先的奋斗精神，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无私奉献与热爱。激发当代青年的热情，可以摆脱浮华烦躁，踏实认真地去为了事业和理想奋斗。

其实，如同南仁东一样的科学家，建设者有很多，他们大多默默无闻，拿着并不丰厚的收入，可做的却是关系国家民族，关系人类生存发展的工作。

往往等到他们扬名立万的时候，就已经是他们油尽灯枯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的评论永远是：“很遗憾用这样的方式认识了您，某某科学家/院士一路走好。”很心酸，又很现实。

如今的很多年轻人，可以为了看偶像的一场演唱会花费自己几个月的工资，可以为了追星跑遍国内国外只为机场应援，可是却很少有人愿意去认识去了解这些默默无闻的科学家，这些为祖国开疆扩土的建设者。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头禅，一句升华个人品格的空话，是应该用实际行动，用自己的身心去履行的诺言。这样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会涌现出千千万万个南仁东，千千万万个无私无悔的奉献者。

青丝白发，几许少年时光，愿南仁东的事迹可以触动到更多的人，可以让那些沉迷于明星梦网红梦的孩子抬起头看一看天上真正的星，不复这韶华一场，人间一趟!

第2篇

1972年，德国建成100米口径可转动抛物面射电望远镜……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天文学家们提议：多国联手研制大射电望远镜。

南仁东听到消息，立马向中国科学院提出，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把“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

这样的提议，无疑是痴人说梦，同行的鄙视，足以把中国25米射电望远镜踩在脚下。

南仁东，这个固执、倔强的老头，一咬牙，倾尽一生，在二十多年后，把一个世界最大，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牢牢地扎根在中国贵州。

世界惊叹，中国奇迹诞生了;国人悲叹，“不疯不成魔”的南仁东劳累过度去世了。

1945年2月，南仁东出生在吉林辽源。那里有座龙首山，南仁东小时候喜欢爬到山顶看星星，他对星空非常感兴趣，读《地理》课本时，他想：“南半球看到的星星是不是跟我们看到的一样?”

不过，南仁东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都不敷衍，样样都要钻研。

他喜欢美术和文学，经常在课堂上画画，偷看小人书，一有钱就去书摊看书，他的痴迷让书摊摊主都感动了，到后来就免费让他看。

他喜欢拍照片，便拿着照相机到处拍，拍完又自己配显影药水，等到黄昏后，在教室把桌椅拼起来，把衣服脱了围在四周，造出一个“暗房”，还真把照片洗出来了。

南仁东这样的劲头，让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知识，也为他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高考，南仁东以平均分98.6分，吉林省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

南仁东喜欢建筑，填报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绩比清华建筑系的录取分高出50多分，但因为国家更需要无线电方面的人才，他被调剂到了无线电专业。

一开始南仁东并不乐意，但是父亲说：“国家少一个建筑师，多一个无线电科学家，不是更好吗?”18岁的南仁东接受了学校的安排。

大学里，南仁东除了学习知识，还去了全国各地游历，这段历程大大激发了南仁东的爱国意识，他有了强烈的为祖国做贡献的愿望。再回到清华园时，他留起了小胡子，有人说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蓄须明志。

大学毕业后，南仁东被分配到通化无线电厂，在厂里的生产实践中，南仁东什么都喜欢干，尤其是那些技术活，他在工作中磨砺出“一丝不苟”，做事“严丝合缝”的工人特质，这样的南仁东总是做什么就能成什么。

1969年，厂里接到任务，要求研发一种便携式小型收音机，南仁东负责设计收音机实体形象。

他反复测算，综合各种因素，绘出实体图，给出各个部位具体数据，小组成员配合形成全套图纸，搞出模具。最后，注塑测试竟一次通过，专业的七级模具师傅都自叹不如。

1970年，厂里又接到研制10千瓦电视发射机的任务，南仁东约另一个技术员刘绍禹去接这个任务，刘绍禹觉得，电视发射机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他们不可能干下来的。

南仁东不服：“怎么不可能，半导体收音机，我们不是也干下来了吗?”后来，南仁东又说：“人是要做点事情的!”这句话打动了刘绍禹，两人一起向工厂请缨。

获准后，他们从阅读研究已有的科研图纸开始，研制小组每个人都很投入，作为小组长的南仁东更甚，他手里拿着图纸，嘴里叼着香烟，一夜一夜熬得双眼通红。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研制的电视发射机，当年就顺利通过了省级验收，南仁东设计的外形，被吉林省工业厅评为第一名。

后来，通化无线电厂和吉林大学合作开发出计算机，南仁东任试制组组长，产品大量投产后，他们厂成了通化市的三大纳税大户之一，南仁东也晋升成技术科长。

在通化无线电厂，一呆就是10年，正在他准备进军集成电路时，高考恢复了，要不要放弃集成电路去考研?

南仁东犹豫了。这时一位前辈告诉他，眼光一定要放长远，要去深造，才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像是冥冥中的安排，1978年，从小爱看星空的南仁东，被中科院研究生院录取为天体物理研究生，从无线电转学天体物理。

离开厂子，去北京报到时，南仁东忽然舍不得了，坐上离开通化的车他哭了，一直哭到了锦州沟帮子。

开学后，南仁东坐在冷冷清清的天文台观测站，心里想的却是工厂火热的科研生产，他回忆起过去十年，边学边干的时光，突然就觉得琢磨星空太不实际，太浪费时间了。于是，开学不到两个月，他背起背包回厂子了。

后来又经过多方劝导，南仁东返校。导师告诉他天文学的发展近况，过去的六十年代，人类在天文学领域有重大收获，但四大天文发现，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发现的。

这激起了南仁东在天文学上的斗志，南仁东终于向着星辰大海出发了，研究生毕业又继续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

1985年，40岁的南仁东，应邀到各国的天文台访问学习。相比大学时的大串联，这次他走得更远。他坐着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到了苏联、东欧。

南仁东带的钱不多，走到中途钱不够了，就在路边给人画像，挣了钱再买车票继续前行。

游学访问结束后，南仁东回到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工作。1993年，南仁东已经是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了，国际天文学家们提出建大射电望远镜(ska)，和南仁东不谋而合，他一直想改变落后的现状，想在中国建大射电望远镜。

南仁东抽着烟，逐字逐句地斟酌推敲，写出了一万七千三百多字的《大射电望远镜(lt)国际合作计划建议书》，那字里行间全是他的殷切期望。

建议得到中科院的支持后，南仁东马上开始选址工作，他到中科院遥感所找到了聂跃平，聂跃平那年36岁，正在中科院遥感所做博士后。

听完南仁东的要求后，聂跃平问：“为什么不去贵州找?”聂跃平分析，贵州喀斯特地貌能自动排水，在那儿找个大坑放大望远镜再合适不过了。南仁东听了很兴奋：“你再去贵州，赶紧去，先去摸个底，好吗?”

受南仁东的感染，没多想，聂跃平一口答应下来：“好，我去给你找。”

为了抢时间，南仁东特批聂跃平坐飞机去。那时的他们意气风发，南仁东虽料到选址工作会很艰苦，也知道建大射电望远镜很难，可他们都没想到，光选址就用了十几年。

那十几年，为了铸造这个国之重器，南仁东、各方面学者以及贵州人民如同走了一段艰苦的长征。

眼下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建大射电望远镜还没有立项，也就没有经费，这么大的项目没有大笔固定经费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幸好，在中国有最伟大的学者和最伟大的人民，他们不计回报地付出，总能成就一些伟大的事。

聂跃平已经想好了，即使没有经费，他也要想办法把选址这个事做好，他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份责任，此后十多年，他不但没要南仁东给钱，还到处去找钱来帮南仁东。

贵州政府和人民群众也很支持，山里农民很穷，但每每有专家去考察，农民们总要杀土鸡，拿出自家酿的土酒，热情招待他们。

有些地方因为没有通车路，科考人员不方便去。当地政府知道后，马上组织农民修路，其中普定县修了8公里车路，因为当地太穷了，没有修路经费，政府只给农民补贴一点粮食和棉花，整个冬季，农民顶着严寒，几个月的时间凿石开山，修出了一条崭新的大路。

这份恩情一直支撑着南仁东走过许许多多艰难的日子。

那些日子有多难，外人无法想象。争取国际ska项目几乎注定不可能成功，那些发达国家，宁可让ska建到非洲去，也不会同意建到中国。想要发展，必须要在高科技领域冲出一条自己的路，可这谈何容易。

最初的几年努力，没有结果，南仁东意识到，不能把希望都放在争取ska上，要做两手准备，不能在一味地等待中贻误时机，如果争取不到，那就独立建造一台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1997年7月，大射电望远镜中国推进委员会的专家们，正式提出由我国独立建造一台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望远镜(fast)的设想。1999年3月，大射电望远镜fast预研究启动。

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困境。美国的阿雷西博望远镜不再对外开放，南仁东申请去美国多次被拒签，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阻止中国建fast。

美国评价fast过时了，国内外质疑fast项目的声音都很大，其中国内的声音竟比美国更苛刻，有人说这是个虚假计划，有人说这是个“钓鱼计划”，南仁东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南仁东给一个荷兰天文学家发邮件，讲述自己的想法，对方回复说：“不行，一个连汽车发动机都做不好的国家，怎么能做‘大射电望远镜’?”这可是他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啊，这句话对南仁东的刺激很大。

为了游说更多天文学家支持中国，南仁东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他逢人就讲大射电项目，不厌其烦地给不同的人讲fast的每个创新概念。一向低调的南仁东，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就为了利用讲坛介绍fast。

漫长的岁月里，南仁东始终冲锋在前线，国内国外地奔走，各地联络高校和科研所寻求支持，参加大小会议，宣传fast。

在国内，南仁东只坐绿皮火车硬座，车上给人介绍fast，看起来像个搞推销的。到国外，他和助理同住一间房，宾馆吃饭要钱，南仁东就自带干粮。

预研究需要请很多专家，南仁东尽可能找便宜的旅馆让专家住。请专家吃自助餐，南仁东只安排一个小房间，除了专家们的座位外，再安排一个座位。助理是fast学术秘书，也充当翻译，南仁东没有单独安排助理的位置。

南仁东席间出去抽烟的时候，就叫助理进去，帮忙翻译和解答一些问题，也顺便吃点东西，这就相当于两人共用一个座位，节约一个人的饭钱。

南仁东是名副其实的“铁公鸡”， 而且还是“丐帮帮主”，要想尽办法省钱，还要到处寻找资金，这里面的心酸不言而喻，南仁东不是超人，他也有崩溃的时候。

2005年，南仁东六十岁，有一次，助理上厕所经过南仁东的办公室，听见哭声，推门进去，看到南仁东坐在地上，抱头痛哭，虽然极力压抑着，还是哭出了声音。窘迫的南仁东止住哭声，大吼：“你给我滚出去!”

助理愣住了，问：“南老师，您别急，有什么事吗?”

南仁东仍然坐在地上：“我六十岁了，可以退休了，我没关系，可是我这些学生，他们怎么办?”助理看到了桌上翻开的，申请经费未能获批的文件。

助理给南仁东倒了杯水，扶他起来，南仁东继续说：“在这个满地都是金钱的年代，我的学生在看星星，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现在跟我跑山沟，做的这些，跟经济环境格格不入。他们怎么办?”

他哭，不仅为没有申请到经费，也为学生们的前程和fast的未来，他心里有着重重担忧。

2006年夏天，多国竞争总算有了结果，中国不出意外地被排除了，ska项目确定建在澳大利亚和南非，预计2024年完工，2030年投入使用。

这个结果，彻底断了南仁东的退路，他最初也觉得中国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大射电”，最大的雄心无非是把“大射电”引进中国，寄希望于借助国际力量，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

不过，同年11月，fast国际评估会外国专家意见书来了，各国专家的评估意见集中给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台长鲁国镛，由鲁国镛汇总，再给出明确意见。意见书结尾鲁国镛明确写着：fast项目可行，建议尽快立项和建设。

南仁东看到这个结果，掉下了眼泪，他感激鲁国镛，感激他虽身为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台长，但仍然爱着自己的祖籍国。

2007年，fast正式立项，南仁东叫来学生们和团队成员，告诉大家：“fast立项，不意味着胜利，我们只是刚刚出发，就像哥伦布、麦哲伦刚刚出发，前面还会有想象不到的风浪。”

建fast无先例可循，很多问题需要自主攻克，比如，fast有一个关键技术“索网”，射电望远镜要依靠索网的柔性伸缩来调整反射面，对钢索的抗疲劳标准要求是500兆帕，而当时国内外的钢索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普通标准只用250兆帕。

南仁东带着大家从基础材料开始试验，他们发现基础材料能达到550兆帕，既然基础材料是可以的，那就有希望了。

面对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南仁东就一句话：“我们没有退路，必须再做!”两年间，试验重复了无数次，2011年下半年，索网抗疲劳问题终于解决了。

因为前期工作做得扎实充足，所以，2011年fast工程一开工，推进速度非常快。没有什么是比看着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实现，更加让人激动的。

fast工程圈梁合拢那天，68岁的南仁东，穿着工装，带着安全帽第一个在高高的圈梁上，迎着寒风环圈奔跑，像孩子一样，欢快地在半空中飞跃。

周围山上安装的六座铁塔，最低112米，最高173米，每一座安装完成，南仁东都要亲自爬上塔顶去。这时的南仁东69岁了，他的身体出了些状况，说话时常停顿，喘息声越来越大，饭量也明显减少了。

学生们试图劝阻他上去，但是劝不住，有个学生说：“感觉南老师爬塔，就像拥抱自己的孩子。”

2015年2月4日，春节快到了，南仁东还和工人们一起奋战在工地上，fast工程安装了最后一根钢索，大跨度索网安装合龙，支撑框架建设完成，这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

但南仁东没高兴多久就病倒了，春节后，他被查出肺癌，晚期。

其实，南仁东的身体早就有了不好的迹象，但是南仁东不肯去医院，他怕查出大问题，也怕耽误时间。

有一次难受得撑不住了，南仁东选了一个人少的小医院检查，后来需要交钱请专家会诊，或者花时间去大医院排号，南仁东不想再看了，他没有时间，也没有钱。

助理张承民找医院说情，说南仁东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医院要南仁东出示院士证才行，可南仁东还不是院士，南仁东放弃了进一步治疗。为了省钱，节约时间有病不治，南仁东早已为了fast疯狂，他说过做不成，宁愿死!

南仁东的时间不多了。他在食堂不吃鱼，没时间挑刺，工作误了饭点，等不及师傅给他炒菜，直接刮剩菜盆子的残渣剩汤就饭吃。

他屁股上长了个疖子，得手术，术后恢复要躺几天，他不去治，实在疼了，就坐在冰冷的地上压着，冻麻木就不觉得疼了。

很多人都理解不了，南仁东图什么呢?南仁东曾对助理说过：“有句话讲得好：不要问国家给了你什么，要问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再艰难，南仁东也不忘为祖国做贡献的初心。

2015年11月21日，天眼的“眼球”，接收和回传信号的最核心部件，馈源舱成功安装，天眼要开眼了!南仁东举起右手遮在安全帽前，像是在对着馈源舱致敬，他脸上带着微笑，泪水早已流了下来。

2016年7月，最后一块反射面板安装好，南仁东却不在现场，他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被送回北京救治了。

2016年9月25日，fast落成启用，这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从开工到建成启用，一共五年半。

“中国天眼”让世界开了眼，贵州深山里的大窝凼，成了地球上看得最远的地方。

南仁东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了启用典礼，这一天，是农历八月二十五日，满天繁星，他在fast系统前看了又看，观看到深夜，那是比儿时看到的星星还要遥远的星星，曾经那个稚气的孩子老了。

此后不到一年，南仁东逝世，“中国天眼”成了他生命的绝唱，但是他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精神。正如他学生说的那样，南仁东是个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人。

南仁东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中，他沙哑地说，我怕亏欠国家，怕亏欠别人，自己只是尽了一点点责任而已。

第3篇

南仁东(1945年2月-2017年9月15日)，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天文学家，“中国天眼”的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南仁东曾任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射电天体物理和射电天文技术与方法，曾获全国创新争先奖、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先锋奖章。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南仁东，1994年始，主持国际大射电望远镜计划的中国推进工作。提出利用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建设巨型球面望远镜作为国际一平方公里阵(ska)的单元，启动贵州选址。在14年艰苦创业过程中，主编fast科学目标，指导各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及模型试验。

提出的索网支撑反射面设想最终发展为fast主动反射面设计方案;

组织攻关，发明了500mpa耐疲劳拉索，突破了高效握拔力锚固技术、大跨度索网安装和精度控制等难题;

提出通过“水环”和运动配重扩大焦舱的运动空间同时增加系统阻尼的设计;

提出的多项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建议被地学领域同行采纳。

南仁东，参加探月工程早期科学数据下行和vlbi精密测轨方案论证。首次确认了密云50米天线接收下传数据的可行性。参与usb测控网与中国vlbi网结合进行卫星精密定轨的方案论证。在50米天线前期设计阶段，提出主反射面背架隔离的“金字塔”形结构方案建议，被天线设计单位采纳。主持了上海天马65米天线立项评审，提出65米应以天体测量与深空探测为主要任务，参加了其建设期间的国内外专家评审，并主持了其设备验收。

对无源雷达“维拉”技术原理做出精准推测，包括其利用同源信号到达不同接收站的多路径延迟差测距的工作原理、单个接收站的性能指标和雷达布站，并提出利用大型射电望远镜fast作为战略性设备来建立电子情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