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10位最具代表性的名人

10、吾绅

吾绅（1381-1441），字叔缙，号纳斋。自小聪颖，经书过目不忘。明·建文四年（1402），考中举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及第。是岁，廷策进士四百七十人，被选优秀者二十九人为翰林庶吉士，读书文渊阁，唯绅年龄最小，且质伟才硕，博览群书，为文立论鲜明，言辞激励，滔滔然无所凝滞，深博皇帝朱棣的称赞。被任命参与修撰《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及《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同事者四十余人，撰辑之功，吾绅居多。九年（1411），成祖改绅为刑部主事，在职期间，理案有方，治狱有声，声誉甚隆。十六年（1418），再迁本部郎中，因政学兼优，次年超拜礼部右侍郎。诏书初下，成祖对礼部尚书吕震说：“绅出自翰林，此朕昔所造，就今日得人用，可佐卿礼矣。”时，不少同僚好友前来庆贺，至其家，却一室萧然，了无供具，众客望之一笑而起。而成祖对其却十分器器重，经常于便殿召见试文论经，绅落纸如云，朗朗不巯，较诸同列者获赏独胜。十七年，因奏对不合圣意，为吕震所排挤，放任广东参政，在赴任途中，路经武汉登黄鹤楼吟诗云：“高楼遥瞰大江头，词客重临忆旧游。黄鹤已随仙驭白，云远长伴楚天秋，巴山树色千年在，汉水波声日夜流，不必凭栏重回首，且将樽酒漫消愁。”借景寓意，以酒消愁，流露出自己的失意和淡淡的不满情怀。到任后立志图治，体察民情。审理案件，惩治-，致使广东吏肃民安，百姓有口皆碑。一日，明成祖视朝，忽然想起吾绅，曰：“朕目中久不见长篇秀才。”遂命吏部下诏速召绅回京。诏至广东，绅即打点行装乘车欲行，百姓闻之纷纷拦道，攀车卧辙，极力恳留。

宣德四年（1429），复官南京礼部侍郎，未几，母病逝世。丁内艰，·使御祭。故里服阕期间，吾绅专程祭扫了好友，刚直敢言，因得罪权臣，被陷赐死的兵部给事中、同邑人虞京，并题写七律一首：“荏苒百年罄梦短，殷勤此日奠芳樽。荒原寂寂明斜日，古木潇潇起暮云。收·忍流沾宿草，盟心不负缔新婚。世间多少延陵剑，殁后谁能挂故坟。”表露了人生苦短，朋友情长的深深思念之情。九年（1434）复起，改刑部侍郎，奉命考察两广、福建等地-政绩。其故友时任福建参议，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绅深入查访，掌握罪证后，依法严惩，同时撤职查办的-三人，百姓拍手叫好，称其为“铁面巡按”。

绅与同邑华埠人、官居卫王府左长史的金实友善，同参与《太祖实录》和《永乐大典》的编撰工作，相互均有诗书往来，《送金长史还朝》就是其中一首：“相逢未尽旧交游，握手临岐欲别难，鸿雁夕阳那忍听，黄花晚节若为香。西风匹马离情远，明月孤舟客梦寒。魏阙每怀朝夕念，几回矫首五云端。”展示了俩人之间深厚的情谊。

正统二年（1437）朝廷封赠其三代，均为通议大夫，祖妣、母及妻为淑人，五年（1440）复任礼部侍郎，六年秋，奉命主祀孔子，未及完成不幸病逝。

吾绅累官四十年，历事四朝，无禄寸土之增，秉心廉正，奉职弗谕，清强有执，淡泊名利。卒后清贫如洗，则藉诸僚友以殓葬。朝廷特遣礼部郎中陈璞谕祭，祭酒陈敬宗作墓字，铭曰：“伟硕博达，介直刚正。不屈于欲，心洁以莹……”绅平生所作诗文甚富，著有《鸣和集》和《唐诗集》传世。

9、刘正夫

刘正夫（1062―1117年）字德初，衢州西安人。北宋大臣，书法家。元丰八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工部尚书。宋徽宗政和六年，特进少宰，封康国公，追谥文宪，赠太保，再赠太傅。与时人范致虚、吴材，江屿号称“四俊”。

元丰八年(1085)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工部尚书。政和六年(1116年)，特进少宰，封康国公，追谥文宪。喜书学，多作行法。平生不求虚名，故传世书迹绝少。《三希堂法帖》中有其《宣台记》、《泛舟题名》二帖。《宋史》、《宣和画谱》、《中外美术家人名辞典》、《衢州市志》有载。

人物简介

元丰八年(1085)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工部尚书。政和六年(1116年)，特进少宰，封康国公，追谥文宪。喜书学，多作行法。平生不求虚名，故传世书迹绝少。《三希堂法帖》中有其《宣台记》、《泛舟题名》二帖。《宋史》、《宣和画谱》、《中外美术家人名辞典》、《衢州市志》有载。

《宋史·刘正夫传》

刘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学，有声，与范致虚、吴材、江屿号“四俊”。元丰八年，南省奏名在优选，而犯高楚王（高遵甫）讳，凡五人皆当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讳颁未久，不可以妨寒士。”命置末级。久之，为太学录、太常博士。母服阕，御史中丞石豫荐之，召赴阙，道除左司谏。

时方究蔡王府狱，正夫入对，徽宗语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谣以对。帝感动，解散其狱，待蔡王（赵似）如初。他日，谓正夫曰：“兄弟之间，人所难言，卿独能及此，后必为公辅。”又言：“元钓、绍圣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当折中其说，传信万世。”遂诏刊定，而以起居舍人为编修官。不阅月，迁中书舍人，进给事中、礼部侍郎。

蔡京据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近命官纂录绍述先志及施行政事，愿得陈力其间。”诏俾阅详焉。京罢，正夫又与郑居中阴援京。京憾刘逵次骨，而逵善正夫，京虽赖其助，亦恶之。因章·铸钱狱辞及正夫，时使辽还，京讽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贬两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辞，留为翰林学士。京愈不能平，谋中以事。作春宴乐语，有“紫宸朝罢衮衣闲”之句，京党张康国密白帝曰：“衮衣岂可闲？”竟改龙图阁直学士、知河南府。

召为工部尚书，拜右丞，进中书侍郎。太学诸生习乐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长育人材，规为时用，而使与伶官齿，策名以是，得无为士子羞乎？”东封仪物已具，正夫请间，力陈不可，帝皆为之止，益喜其不与京同。

政和六年，擢拜特进、少宰。才半岁，属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东归，诏肩舆至内殿，长子皂民掖入坐。从容及燕云事，曰：“臣起书生，军旅之事未之学，然两朝信誓之久，四海生灵之众，愿深留圣思。”明日，徙节安静军，起充中太一宫使，封康国公。将行，赐之诗及砚笔、图画、药饵、香茶之属甚厚。正夫献诗谢，帝又属和以荣其归。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遗牍，自书“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赠太保，谥文宪，再赠太傅。

正夫由博士入都，驯致宰相，能迎时上下，持禄养权。性吝啬，惟恐不足于财。晚年，筑第杭州万松岭，以建阁奉御书为名，悉取其旁军营民舍，议者讥之。帝眷念不衰，以阜民为兵部侍郎；少子阜民，徽猷阁待制。

8、张嗣溥

张铭轩（1659~1718年），讳嗣溥，字天如。华埠镇玉川（今下界首村）人。清代两浙著名学者。清康熙十四年，耿精忠叛军过玉川，年仅十五岁的张铭轩负母避入常山原谷，由于烈日熏蒸，其母卧地呕血，口渴思泉水，嗣溥提瓢往返于山径之中，取水为母解渴，不幸母病猝死，贼兵追至，避难者皆惊走，唯铭轩独守母尸号泣。贼兵感其孝，舍之去。张铭轩遂负母尸归家安葬。

张铭轩幼颖异，读书过目不忘。十三岁游庠，丙寅年（1686年）相国太仓王公视学浙中，奇张铭轩之文章，选拔贡入太学，因父积厚年老多病，不忍离去，父强之行，乃与父商定十月即归。至京城后，声名大振。时浙江鄞县人，少宰仇沧柱负重望，初入翰林，诸名士多执贽门下，仇独看重铭轩。江左何屺瞻、刘大山等人，均与他相交。

国学生都是由各地挑选推荐而来，均为负才名，重声气者，多就六堂肄业，以猎取富贵。上者取科第邀馆选，次者亦图教习出身，以郎官宰百里。张铭轩因牵挂多病老父，恐误与父相约之归期，置荣华富贵于不顾，坚请假而归。如期至家，父喜加餐。居不久，父病死，张铭轩哀毁骨立，治丧悉依家礼，守孝三年，一如生前，并遵父之遗命，建茶亭，禁捕鱼，焚贷券，修建读书楼，聘请名师教诲族中子弟，次第施行。读书楼又称愿学楼，位于村西。登楼依窗，则见青山倒映，金溪似镜，风景十分幽雅。故兰溪知县方迈，因不善事长官罢归，即应邀来玉川就教，一住数年，不思归闽。他在《登愿学楼并游名园赋二律》之一写道：“环山带水读书楼，八景当窗事事幽。金谷诗成传已遍，辋川题罢句难酬。云归远岫迷樵径，烟淡晴波没钓舟。四壁珠玑沉暮色，还思秉烛续良游。”张铭轩诸事办妥后，也一心扑在钻研文词诗赋上，常与方迈饮酒吟唱，他才力敏赡，下笔如万斛清泉，随地涌出，滔滔不竭。在给老师翰林院编修《奉怀仇沧柱夫子》诗云：“自昔龙门问学来，南辕受易忆燕台。玉堂金马应时望，瑶草琪花傍晚开。无识穷经思寡过，有怀捧檄瞩怜才。愿从椽笔扬先德，归奉萱庭菽水杯。”他感谢恩师的关怀和教诲，有负老师的期望也深感歉意，但他觉得仍没有弘扬先辈德行，没有归家尽孝。他委婉地向老师阐明急着归家的因由。在诗文创作上，他以经史为根底，以程朱理学为门户，一切靡丽香艳之词，屏弗寓目，与声色货利同为深戒。惟善恶感应之理，则时时向人称说不倦焉。在《寄呈毛鹤舫先生》诗中，他向好友介绍自己已隐居著书，寄情山水的淡泊生活：“著书林下几经秋，放棹严滩羡钓裘。近访龚黄新政绩，遥追苏白旧风流。江边0寒中透，湖上晴光望里收。听得西秦沾雨露，东山丝竹快遨游。”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张铭轩赴乡试，考中举人，教授候选知县。高兴之余，他与好友王担人同游西湖《品茗论诗》：“旧游湖畔读新编，幞被携来寄一椽，渔火依稀深夜里，山风冷暖小春前。醇醪饮醉非关酒，异茗闻香不待煎。侵晓凭楼间指点，携诗又上木兰船。”自杭州返故里后，毕竟无心仕途，依旧深研理法，闭门讲学。

张铭轩一生著书甚富，有 《阴骘赞诠》、《笔山偶集》、《入德迂言》、《梅花百咏》、《救弱救荒》等传世。方迈写诗赞其著书育人曰：“著书闭户几多年，种得名花已接天。春意渐生香冉冉，嫩芽待放翠芊芊。梅经霜雨姿犹韵，桃欲凌霄干亦妍。彩笔应知题尽遍，倚栏长待李青莲。”

7、方元启

方元启（1615-1678），字运开，号竹友，开化县黄谷乡方田人。自小聪颖过人，且勤奋苦读。其父方一秦，字思大，为明末开化邑庠生。虽家道中落，为培养儿子，不遗余力，不惜重金送元启赴杭州求学。元启深知老父寄希望于己，至杭城后，日夜苦读，竟一年之久，未上枕席。待一秦赴杭探望儿子，方知此情，心疼不已。元启则以诗相答：“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天涯到处有青山。”以示自己立志苦读成才的勇气和毅力。毛泽东少年时曾引用此诗，并稍作修改来表达自己外出求学追求真理之决心。

清·顺治丁酉（1657）方元启高中举人，四年后，辛丑年（1611）赴京会试、殿试，中马世俊榜，列三甲一百四十四名进士。被授直隶大名府南乐（今属河南省）知县。时，该县盗寇猖獗、豪强横行、社会混乱、百业凋零、百姓逃亡者甚众。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元启并不气馁。他将筑城建学，作为治理南乐之首要：一面组织力量修复破损城垣，以防盗侵扰，另一方面兴办学宫，恢复教育，整治社会秩序。时，南乐有贩盐土豪名尚宣者，拒不纳税，因与人有口角之争，遂屡次向都察院分巡道诬控，陷害二十余人入狱。上司提审，元启深明案情，坚不解送，并多次请示销去诬案。终经查实，严惩尚宣。另有李文秀，因为父0一案身系囹圄，方元启在复审时，发现案情不清，疑点重重，百姓也为之鸣冤，遂深入调查，反复呈文竟达十三次，终于澄清事实-，为李秀文平反昭雪。这一剪暴安良之举，很快赢得了民心。因方元启在办理案件时，尊重事实，凡不符律法之行为，无论官有多大，均敢据理力争，不惜顶撞上司，博得一个“拗南乐”之称。

南乐因屡遭盗匪蹂躏，百姓逃亡甚多，据《南乐县志》载：“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南乐人口为4.26万人，至明末增至47229人，到清·顺治元年（1644），南乐人口减少到31537人，造成大量田地荒芜。然田赋未减，留在当地百姓，不堪重负也纷纷逃亡。元启编审户口时，亲眼目睹此状，深知若不抓紧解决，必定遗害无穷，遂上疏免除流民丁壮税银六百九十余两，同时，多方招回-乡民，赐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开辟荒地，发展生产。若逢灾年，元启还设厂施粥“复建义仓，捐谷千担”供民周转度荒。历七年苦心经营，终使辖境粮食丰产，全县人口也很快增加到一万六千余户。

方元启在任期间“治尚清简，政声洋溢”，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南乐南乐，公来始乐。出作而乐，入息而乐。公乐民乐，民乐公乐。”以示百姓感激之情。因政绩卓著，朝廷敕命嘉奖曰：“直隶大名府南乐知县方元启，职任牧民，才堪良吏，清廉克彰，乎庶事慈惠，允著于当官庆典。适逢新编宜沛，兹以覃恩，授为文林郎……”并特荐授户部福建司主事，兼管直隶钱粮。

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耿金忠等三藩作乱。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人。”为保证平息叛乱，保国安民之战的胜利，方元启日夜辛劳，办理军需，励精图治，被大司农梁公视为左右手。康熙皇帝也嘉其“行纯金玉，学富珠玑。”然，终因积劳成疾。十七年（1678），元启奉皇命，典试河南，抱病入围，日喝薄粥一盂，仍坚持天天详阅试卷，手校甲乙，核定名次，最终病卒于试院之内。弥留之际，竟无一言提及家事。

朝廷赐驰驿归葬于乡，相国冯溥挽词云：“矢报国恩，一官清白，空留身后之名；死勤王事，几卷丹黄，痛绝闺中之笔”。南乐百姓怀其恩德，立石建祠，开化也将元启列入乡贤祠，春秋祀祭。乾隆十三年（1748），还被诏封为“天挺英豪”。

6、吾·

吾·（1431～1504年），字景端，号求乐，别号文山，城关汶山村人。其父任长坦教谕时，生·於学宫。吾·幼有异质，敏悟过人，八岁能赋诗，达官学者以成人礼之。初学左氏春秋，求学勤奋。稍长，从外舅方泌学易经，并对易经颇为钻研。时兰溪人，南京礼部尚书枫山先生章懋来访，谈论经义，吾·对答如流。章懋称其造诣颇深，方泌对他更是器重，将胞妹配他为妻。

明·天顺三年（1459年）吾·中举，后入太学，与安福的刘景元、四明的杨维立设丽泽之会，研究经义，一时誉满帝都。一些士大夫感慕其才学，主动与他交游，他们的儿子也争着拜他为师。然，吾·曾五次参加礼部官的考试均未成功，心存退意。有的士大夫劝他以后再举，·如实答曰：“双亲已老，需择俸供养。”于是决定去江浦任教谕。赴职时，父亲随他一起上任，留妻子在家侍奉双眼失明的母亲。到江浦后，他立即为学宫制订严明的纪律和规范教学，并以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为馆训。教人讲学，为文娓娓不倦，他写诗鼓励学生做人首先要立志：“志者气之帅，人志固不同。立志即正大，何患无成功。”对于如何学好知识，他认为第一要收心：“人心一身主，放逸流于恶。苟能把持之，圣贤亦可作。”第二要认真读书：“书载圣贤言，事理罔不具。熟读精思之，随用无穷处。”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钻研学问应持之以恒：“向善固可嘉，无恒亦中止。有始能有终，何从得羞耻。”学校之东有数亩空闲之地，吾·即利用教学之余，将荒地挖凿成池，引水种莲，同时在池边构建小亭，匾以其名“求乐”，且因以自号。一有空闲，就陪父亲游息其间，胸次洒然，有吟风弄月之趣。当时，定山的孔易大夫居家养病，也常来求乐亭中玩息，与吾·探讨古今，谈论道德。在此其间，吾·见学宫文庙狭·已圯，欲改作一番，于是不辞辛苦，进行募捐，当地绅士乡民闻之，均拥跃捐资，仅隔数月，一座不费公费而焕然一新的文庙拔地而起。他的作为，上官贤者都认为有道，因此对他都以宾礼待之，非常尊重。尤其都御史戴珊，提学南几，知遇最深，常在同僚中或当众称赞吾·：教授学生和管理学宫“崇雅黜浮”号称得人。吾·教书育人不仅对学生很严，对自己在外任职的儿子也同样严格要求。在江浦期间，他得知《虑儿书有不安教职之意诗以戒之》云：“为学当先志古人，仁贤于世更须亲。入门便要穷斯理，处世无过正我身。百岁穷通从大造，一时荣辱付轻尘。若非涵养工夫到，得失锱铢便可嗔。”告诫儿子不要争一时的荣辱、得失，应学习圣贤，严格要求自己，穷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不久，因父母年老体衰，又逢长子病逝，遂乞归故里奉养双亲。居家其间，吾·以朱子家礼从事，虽隐居乡间，即常以国事民事为忧，每当得知边患或逢郡邑旱涝之年，他都忧形于色，一旦闻知朝廷弊政，民所不堪，则愤懑太息。

吾·一生从事教育，其学虽不废，举业而志专，以朱熹读书为法，先致知而力行。为务不溺于记诵词章之习，为文不事剽窃，牵缀无险怪华巧，惟以理胜。善笔札记，尤精草书自成一家，人得之者，如获拱壁。他常书《太极西铭》以示为学本原，举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语为穷理之要。他说：“学贵有用，然须是养气；克充天下，何事不可办？！”学者敬他，均以文山先生相称。自江浦归家二十年，乡邑弟子及四方学者考德问业者户履常满。本邑学生就有宜兴训导宋鸿、福建罗源令徐王圭、宿州知州徐·、龙门县教谕徐琏、福建副使方豪等知名人士。弘治十七年秋，吾·主祭父亲忌辰，因劳累过度加之重以伤感，一病不起，他临终前作一赞： “浊质浊气，去枸去蔽。一点灵光，依然尚炬。”命孙吾谨书之，语毕，命终正寝。吾·著有 《还山稿》一卷、 《朱子读书法》一卷传世。

5、方豪

方豪（1482-1530），字思道，号棠陵，开化县金村乡金路人。自幼豪迈卓异，四岁即能联句，且对答如流，有神童之称。年十六从名儒文山先生吾·学，视为天才。正如其好友吾谨在《方·山像赞并予》中所写：“思道抱奇气，疏节侃侃多正议，听者辄毛骨悚然。志欲效古丈夫，树声业于宇宙，而才且是为之用。弱冠为文，辞捷若宿构，或仓促索其数千言，咸立应之，不加点缀而华彩烂然。”明正德二年（1507）获乡贡第一，三年举进士，赐同进士出身。五年八月（1510）任·山（今属江苏省）知县。时，·山方阽于海潦，频发大水，洪涝为灾，田地荒芜，百姓无以为生。草根树皮，采掘殆尽。“徙死迁之者每以万计”，一时之间，饿殍蔽道，枯骨填河。而朝廷不顾百姓死活，官逼欠赋，致使百姓卖儿鬻女。方嚎目睹惨状，心中悲愤，一面相视疏决，实地勘查，组织民力筑堤抗洪，一面设方赈贷，并不计个人安危，秉笔直陈《乞蠲逋负疏》，历愤惨情状，云：“臣每一陆行，饿殍塞路，每一水泛，枯骨塞河，触目伤心……。谓昆山三尽；上户财尽，中户逃尽，下户死尽，殆非虚也。”并严正指出：“夫钱粮，国之用矣；民，国之本也，臣岂不知国用之当足。国用不足，犹有可为；国本一伤，恐不可复救也！”理正词切。朝廷派员查勘，减免田赋，水灾得到了治理，使昆山的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

十一年，方豪补沙河知县，十三年（1518）八月，升刑部湖广清吏司主事。该司乃明代刑部十三司之一，掌湖广省之刑名狱案。豪断狱清明，所至之地，称誉有声。对其文才和政才，吾谨赞之云：“天地灵粹之气，得之者或寡，而君独身萃之，故发而为刚火，蕴而为精微，挺挺之节，皎皎之姿，文足来一时之望地，而政足为百里之师，皆气之粹然者为之资也。卒能含光匿耀，收英敛奇，弗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知，则古人所谓成人者，君殆其庶几乎。”

时，武宗皇帝好大喜功，不断统兵巡察。十四年二月，武宗决定南巡，方豪时任刑部主事，作为属官，也参与上疏谏阻皇帝南巡之事，这下可惹脑了武宗，凡-的一百余名-，在午门被罚跪五日，有数十人被下了锦衣卫狱，甚至有的被廷仗致死。方豪因受仗伤重几死，为疗伤，创卧于刑部湖广司之东笼鹤亭近两月，每倚窗望槐，百感交集，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叹，遂写下《见树窗记》借物托讽，曲表胸臆。云：“……一树也，枯荣稍异，忧乐顿殊，霜雪之催，诚不若雨露之养也。夫霜雪雨露，天之用也，大德四生，岂甘摧折。……夫摧折固予职也。念兹树之可悦，充予心之良好，法天之用，必于其不得已，而每谨其所可已，恻怛兹爱之意，常行乎其间……”

被罢归故里时，路经常山又写下《草萍驿会徐伯和》一诗：“当年行役下瑶京，长忆河桥步月明，人妒浮名传已死，君从大难得重生。相看各喜容颜好，一笑还将宠辱轻。古驿寒霄灯为盛，仆夫亦识故人情。”深感宦海的风险，庆幸劫后余生，更珍惜故人的情谊。

方豪回到开化金村后，隐居于毛坞，饮酒、赋诗、会友以山水渔钓为乐，留下不少佳作，其间辑成《棠陵集》八卷，前六卷为文，后二卷为诗。

嘉靖元年（1522）世宗登皇帝位，方豪被召回京师，复任刑部主事，赐金，加俸一级，后奉命赴山东处理积案。到任后，阅案卷，兴调查，酌刑罚，昭冤狱，夙兴夜寐，不辞辛劳，数月积案尽清。三年，任湖广佥事。四年，升福建提刑按察副使。六年（1527）年仅四十五岁的方豪，上疏乞归，获准告老还乡，时心如羁鸟归林，池鱼入渊。途中赋：《归舟梦故山花发田家叩门借瓮贮酒》诗云：“才断人间念，归舟梦已清。忽传村酒熟，况值野 花明。借瓮应相馈，敲门总不惊。披衣忙起问，江月正鸡鸣。”

方豪生性率真磊落，在《清献告天图》一诗中这样写道：“吾邦赵清献，每事必告天。百年多少事，事事何能宣。吾心自有之，曷不往告焉。既省素袍笏，亦免烧篆烟。天亦厌烦聒，人自多牵缠。或者止一史，众遂附以传。焉有圣贤徒，此理犹未研？尽信不如无，其然岂其然。”直抒自己对“每事必告天”的看法，反映他旷达不羁的性格。方豪返归故里后，常常寄情于山水之间，赋诗抒怀，片刻即成。据县志记载开化不少地方留有他的诗文真叟。明理学家王阳明对其甚为器重，曾赠诗云“方子岩廊器，兼负云霞姿。每逢泉石处，必刻棠陵诗。”生平著作甚多，其中《棠陵集》、《断碑集》收入《四库全书》。

4、夏原吉

夏原吉(1366―1430)字维·，祖籍浙江开化，后徙江西德兴。夏原吉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为明代“五朝元老”。夏原吉曾任户部尚书、太子少保、太子少傅等重要官职。明宣德五年病逝后，明宣宗赐他为“太师”，谥“忠靖”。后人赞夏原吉是：“一生清操如冰雪，万世励节似苍松。”

夏原吉有《夏忠靖集》六卷并附录一卷传世。据悉，明永乐年间，朝廷敕封夏原吉为资政大夫，这道圣旨至今仍为开化夏氏族人珍藏。

理财治水为国操劳

夏原吉一生兢兢业业，勤政爱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了重大作用。

史载，夏原吉任户部主事时请求政府裁减冗员，平均赋役，严格盐法等，他还把有关财政数据登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使自己了然于心。一天，当皇帝问国库中的钱能够用多长时间，他对答如流。

明成祖十分赞赏夏原吉，曾对他说：“朕以房玄龄视卿。”明朝初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如营建北京新都宫殿、增设武卫百司、朝廷平叛战争、造船出洋等，所需费用均由国库承担，钱粮转输以亿计，夏原吉精打细算，一一安排得当，使收支得到平衡。夏原吉为国理财长达二十九年。

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出征，留下夏原吉在北京辅佐太子处理国事。他“口答手书，不动声色，北达行在，南启监国，京师肃然。”政治才能可见一斑。

夏原吉为江南水利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江南为明代财富之区，此地区一旦发生水灾，必然严重冲击国家的财政经济。明代永乐年间，吴淞江中下游河道淤塞严重，黄浦江下游河道也遭淤积，发生大水灾。明成祖便派夏原吉主管治理工作。夏原吉学习大禹治水之法，疏通水道，建蓄水大坝，先后发动十万余民工参加治理。他身先士卒，“布衣徒步，日夜经划，盛暑不张盖”，与民同劳。有人为他张伞，他拒绝说：“民劳，吾何忍独适。”爱民之心溢于言表。经过长期努力，治水工程取得巨大成效。当时有人提出，增加百姓种植水退游田的赋税，使政府多得收入。夏原吉上疏朝廷，力陈其弊，请求放弃此议。明成祖采纳了他的建议，使灾民生计更有保证。大臣姚广孝视察回京，盛赞夏原吉为“古之遗爱”。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决定第三次亲征漠北鞑靼时，遭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刑部尚书吴中等人的反对。基于经济、军事等多方的考虑，生性忠诚的夏原吉决定“死谏”。结果其建言未获接纳，反而招致明成祖的大怒。方宾畏罪自杀，夏原吉和吴中被逮捕入狱。后夏原吉家被抄，堂堂户部尚书家中除皇帝赐钞之外，仅有布衣民器而已。明成祖临终前回想起夏原吉等人的建言，感叹道：“原吉爱我。”后夏原吉释放复职，辅佐太子朱高炽稳定局势，并奏请赈饥荒、省赋役、节用度等。

永乐年间，西域法王入朝，夏原吉不同意皇帝去迎接，法王来了他也不去拜见，颇有唐代韩愈之风骨，这些大概是皇帝誉他为“古名臣”的重要原因。

耿直雅量君子之风

夏原吉办事谨慎细致，而又忠贞不屈。平时工作中，他总是反复告诫下属要遵守规章，防止腐败。有一次，夏原吉和一群-夜饮归来，路过宫门，按礼要下马而行，有的-以为夜深人静，就免了罢。夏原吉主张不可，并说：“君子不以冥冥堕行。”平江伯陈王宣与夏原吉有隙，早年曾想杀他，夏原吉却不念旧怨，时常称陈有才，力荐他去督理漕运。

夏原吉非常关心人民疾苦。他在担任太子少傅期间，以民间粗食进献太子，使太子知民间疾苦。北京城耗费巨大，人民困乏，因此在完工之后，他请求皇帝抚恤-人民，减轻人民负担。一次，夏原吉陪皇帝阅兵，皇帝嫌将士们动作怠慢，命令扒去他们身上的衣服，在冷风中受罚。他说：“将帅，国爪牙，奈何冻而毙之？”关心爱护之心不言而喻，于是皇帝免去了对将士们的惩罚。

有一次，侍婢不小心打破了夏原吉心爱的砚台，躲着不敢见他，他便派人安慰侍婢说：“任何东西都有损坏的时候，我并不在意这件事呀！”因此他家中不论上下，都很和睦地相处在一起。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夏原吉因宽厚仁慈而备受百姓爱戴。

史载夏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测其际”，意即他的心胸开阔到没有边际。他善于采纳别人意见，对那些打击过他的人不报复，反而称赞这些人的才能，提拔他们。平时属下有了一点小过错，他都替他们向皇帝求情，原谅他们。明初唐赛儿起义被镇压后，有三千多人被俘，夏原吉请求皇上宽恕他们，结果这些人幸免被杀。

有人问夏原吉：“量可学乎？”他说：“吾幼时，有犯未尝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则可忍矣。”他的这种“博爱”精神加上他对人民的关心，使他当之无愧地被誉为“古名臣”。

3、余端礼

余端礼（1135年―1201年），字处恭，衢州龙游（今浙江衢县东北）人。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历知湖州乌程县，孝宗召为监察御史，迁大理少卿、太常少卿，进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绍熙四年（1193），召拜吏部尚书，擢同知枢密院事（《宋史》卷二一三《宰辅表》四）。与赵汝愚共赞宁宗即位，进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庆元元年（1195），拜右丞相，二年，迁左丞相，寻出判隆兴府，改判潭州，移庆元，复为潭帅。嘉泰元年卒，年六十七。事见《诚斋集》卷一二四《左丞相余公墓志铭》，《宋史》卷三九八有传。今录诗二首。

第进士，知湖州乌程县。民间赋丁绢钱，率三氓出一缣，不输绢而折其估，一缣千钱，后增至五千，民不胜病。端礼以告于府，事得上闻，又自诣中书陈便宜，岁蠲缗钱六万。

召对，时孝宗志在恢复，端礼言：

谋敌决胜之道，有声有实。敌弱者先声后实，以·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汉武乘匈奴之困，亲行边陲，威震朔方，而漠南无王庭者，·其气而服之，所谓先声而后实也。越谋吴则不然，外讲盟好，内修武备，阳行成以种、蠡，阴结援于齐、晋，教习之士益精，而献遗之礼益密，用能一战而霸者，伺其机而图之，所谓先实而后声也。今日之事异于汉而与越相若。愿阴设其备，而密为之谋，观变察时，则机可投矣。

古之投机者有四：有投隙之机，有捣虚之机，有乘乱之机，有承弊之机。因其内衅而击之，若匈奴困于三国之攻而宣帝出师，此投隙之机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牵于黄池之役而越兵入吴，此捣虚之机也。敌国不道，因其离而举之，若晋之降孙皓，此乘乱之机也。敌人势穷，蹑其后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项羽，此乘弊之机也。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可以后。以此备边，安若太山，以此应敌，动如破竹，惟所欲为，无不如志。

上喜曰：“卿可谓通事体矣。”后以荐为监察御史，迁大理少卿，转太常少卿。

诏以来岁祈谷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礼官讨论明道故事。端礼言：“祈谷之制，合祭天地于圜丘，前期享于太庙，视冬至郊祀之仪，此国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则以宫中火后考室落成，故于太安殿恭谢天地，此特一时谢灾之事耳。今欲祈谷而耕籍，必合祭天地于圜丘，必前期朝享于景灵宫、太庙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于殿庭不可。”诏太常、礼部集议。中书有可以义起者，端礼曰：“礼固有可义起，至于大体，则不可易。古者郊而后耕，以其于郊，故谓之郊，犹祀于明堂，故谓之明堂。如明道谢灾之制，则与祈谷异。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将以明堂而施之坛·乎？礼之失自端礼始，端礼死不敢奉诏。”上为之止。

权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进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召见，言：“天子之孝不与庶人同。今陛下之孝于寿皇，当如舜之于尧，行其道可也，武之于文，继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寿皇睿谋圣训，仁政善教，所尝施于天下者，愿与二三大臣朝夕讲求而力行之，则足以尽事亲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赣州，还为吏部侍郎、权刑部尚书兼侍讲，以焕章阁直学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书，擢同知枢密院事。

兴州帅吴挺死，端礼谓枢密赵汝愚曰：“吴氏世握蜀兵，今若复令承袭，将为后患。”汝愚是其言，合辞以奏，光宗意未决，端礼言：“汝愚所请为蜀计，为东南计。夫置大将而非其人，是无蜀也，无蜀，是无东南也。今军中请帅而迟迟不报，人将生心。”不听。后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礼言。

以疾不朝重华宫，孝宗崩，又不能发丧，人情汹然。端礼谓宰相留正曰：“公独不见唐肃宗朝群臣发哀太极殿故事乎？宜请太皇太后代行祭之礼。”于是宰执以请于太皇太后，留正惧，入临重华宫，仆地致仕而去。

太皇太后垂帘，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逊避。端礼奏：“太上违豫，大丧乏主，安危之机在于呼吸，太皇太后非为陛下计，乃为太上皇帝计，为宗社计。今坚持退让，不思国家之大计，是守匹夫之小节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宁宗收泪，不得已，侧身就御坐之半。端礼与汝愚再拜固请，宁宗乃正御坐，退行吨祭礼。

进端礼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礼代之。始，端礼与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尝曰：“士论未一，非余处恭不能任。”及韩·胄以传道之劳，浸窃威柄，汝愚等欲疏斥之，谋泄而汝愚逐。端礼不能遏，但长吁而已。

浙西常平黄灏以放民租窜，知婺州黄度以庇蜀吏褫职罢郡，二人皆·胄所憾，端礼执奏，竟不免于罪。太府丞吕祖俭坐-忤·胄南迁，端礼救解不获，公议始归责焉。他日见上，言除从官中书不知，朝纲已紊，祸根已滋。即丐去，不许，进左丞相。

端礼在相位期年，颇知拥护善类，然为·胄所制，壹郁不惬志，称疾求退，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居顷之，判潭州，移庆元，复帅潭。薨，授少保、郇国公致仕，赠太傅，谥忠肃。子嵘，工部尚书。

2、程宿

程宿(公元971-1000年)，字萃十，开化北源(今长虹乡北源村)人。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戊子科，年仅18岁的程宿状元及第，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年轻的状元之一。

百年勃发

据《开化县志》记载，开化的程姓有两支，原籍都是安徽歙县。一支于唐大中年间(公元847―860年)定居龙山霞关(今开化县-镇下江)，后散居蕉川、东坑口等地。另一支于唐中和三年(883年)从歙县迁至常山县北竹(今长虹乡北源村)落户。程宿属于后一支。据传，程宿先辈程青为避战乱，往南寻求安居乐业之所，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山，趟过了一条又一条河流，历尽长途跋涉的艰辛，进入了浙江衢州大地。有一天，程青带着家人沿着河道狭窄、两岸高山陡峭、水流湍急的池淮溪，走过了曲曲折折的山路，来到了一个豁然开朗的河谷平地，此地背靠幽幽青山，面对淙淙绿水，身临竹林鸟语花香，仿佛到了世外桃源。程青精神一振，倦意顿消，不禁脱口而出：“好一个风水宝地。百年之后，我们程家必将发迹，必将有人出人头地！”遂定居于此，此地就是今天的北源村。

程氏祖祖辈辈凭借原来耕读世家的底子，一边勤于劳作，一边教育子孙，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终于应验了先祖程青100年前的预言。百年之后，先是程宿于988年高中状元，其子程迪于庆历二年(1042年)高中榜眼，其孙程天民于熙宁六年(1073年)中进士，其曾孙程俱于宣和二年(1120)赐进士上舍出身，创造了祖孙四代连中进士的奇迹，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程迪，字元吉，又字忠彦，仕至尚书都官郎中。程俱，累官至朝议大夫，赐封新安开国伯；善诗文，著作颇多，最俱文名，《北山小集》、《北山律式》、《麟台故事》均收入《四库全书》，人称北山先生。

少年状元

程宿先祖定居之地，原属常山县境。宋乾德四年(966年)，吴越王钱弘·分常山西境七乡置开化场，取开源、崇化二乡各一字命名。程宿出生之时，赵匡胤黄袍加身，已整整当了八年的大宋朝的皇帝，可整个浙江仍是吴越王的天下。临安钱氏为国百年，士用补荫，不设贡举，江南一带儒风几息。直到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王钱·(为了回避宋讳,去掉了名字中的“弘”字)向宋太宗纳土称臣，北宋朝廷遂在两浙之地恢复科举考试。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应常山县令郑安之请，升开化场为开化县，属衢州。程宿少时人称神童，通五经贯六艺，博学多才，名重一方。适逢宋太宗诏令州县长官荐举英贤参加进士省试，经过十年寒窗苦读的程宿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988年三月初一，数以千计的各路贡士在御史台官的导引下鱼贯走进京城贡院(试场)。宋初进士考试内容繁杂，包括诗赋论各一篇，策五道，贴《论语》十贴，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等。程宿胸有成竹，文思泉涌，下笔千言，如有神助。他自己觉得金榜题名已是三个手指拈田螺――十拿九稳了。

宋太宗为了扩大统治基础，特别重视科举考试，从科场中搜罗人才。每次进士考试后他都御殿复试，连日阅卷，不辞劳苦。时值吴越纳土归宋不久，得悉本届新科进士中有好几位两浙贡生，太宗自然格外关注，对他们的卷子看得格外仔细。程宿的卷子书法流畅，文理清晰，纵横捭阖，见解独到，太宗边看边微笑颔首，以为老成之士，恩爱有加，御笔一挥，点为头名状元。揭卷后方知其才18岁，太宗非常兴奋，连称天赐英才，大宋必将兴旺发达。谁曾想到，一个小小的山区县，“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弹丸之地，建县八年便出了一位状元，消息传来，整个三衢大地为之轰动。在当时县学未建、书院未立的情况下，程宿状元及第纯粹是程氏先辈严格的家教的功劳，实属不易。他的事迹带动了整个开化的文风，从此开化中举不断，人才辈出。

一叶知秋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出自《淮南子――说山训》：“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太平御览》卷24引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五灯会元》卷40“随州双泉山师宽明教禅师”问：“竖起杖子意旨何如？”师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就是成语“一叶知秋”的来历。另宋诗说，“一叶飘落而知秋，一叶勃发而见春”。

中国历史上以“一叶落而天下知秋”为题来考试，早在宋代就有过。戌子科主考官为礼部侍郎(注：从三品)宋白，录取了以程宿为首的28人后，物议喧然，认为朝廷多有遗才。于是，太宗诏令于崇政殿复试落第举子，又录取了马国祥等99人。但仍有一名叫叶齐的士子击登闻鼓告状，认为取士不公，太宗遂诏令在武成王庙再次复试未入选举子。因厌恶叶齐的嚣张，考官以“一叶落而天下知秋”为赋题，合格者有数百人。太宗复试，录取31人为进士，以叶齐居其榜首，因此该科进士158人。太宗对文人的重视与宽容由此可见一斑。

英年早逝

程宿状元及第后，太宗把他留在身边，授其词林编修(注：翰林院编修官，正八品)，不久权知玉山县。淳化二年(991年)六月，曾以殿中丞、直集贤院的身份参与编录皇太子、亲王、皇族、后族等有关事迹。后迁至职方援外郎(注：正七品)，六州都知事。至道元年(995年)，程宿25岁时，授江西安抚使，镇守-边界，年纪轻轻便挑起了重担，成为守护一方的朝廷命官，兢兢业业，政绩斐然。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益州兵变，程宿奉旨与户部使雷有终讨伐之，未及行而卒。此时程宿年方30岁，刚值而立之年。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寿命最短的状元，真可谓天妒英才！朝中士大夫闻后莫不叹悼，真宗皇帝为之潸然泪下，痛定思痛后，赐谥“文熙”。

程宿早卒，有弟无所依，宗谔为表请于朝而官之。勤接士类，无贤不肖，恂恂尽礼，奖拔后进，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归仰之。

1、吾衍

吾衍（1268-1311）字子行，亦名吾丘衍。清初避孔丘讳，改丘为邱，自号竹庐、竹素，别署贞白居士，世称贞白先生。开化县华埠镇孔埠人。据《开阳吾氏宗谱》记载，吾祖渭公，初为曹彬参军，平南唐有功，进衔‘都督’，实授三衢太守，次子满居开化石井，族大蕃衍，科第文物，复见辉映，遂称“两浙名家”。自渭公后四代为吾禺，禺生三子：吾信、吾良、吾何，分别为三支，即石井派、孔溪（孔埠）派、汶山派。吾丘衍乃渭公第十代孙，孔埠吾良之六代孙。其祖父、父亲均为国学生。衍十八，随父侨居钱塘生花坊，因出身于书香世家，加之从小读书勤奋，故诗文乐艺，印学篆刻无不精绝。他在《赠该图书钱拱之男钱·绝句》中云：“-小印网蛛丝，汉篆阴文古迹奇。赖有钱生能识此，免将古谱就参差”寥寥数语，将唐印汉篆的特点，描绘得惟妙惟肖。对此，时人顾梅山十分敬佩，在《赠吾世行》诗中，对其多才多艺大加赞赏：“士友多交接，惟君有敬心，少年精古篆，诸老喜新吟。箫品神仙曲，琴弹山水音。无人知此乐，只在竹房深”。又如钱良佑于其死后三十一年（1341）于庐山甫家看到吾衍手迹，感悼之余，作《吾子衍挽诗》一首：“无人家拟地行仙，自号青霞小洞天。爱竹每留缘郭寺，吹箫时泛过湖船。诗魂渺渺波摇月，篆脚垂垂雨在川。老我犹能见遗墨，可堪回首断桥边”。对衍飘逸脱俗的性格及诗才篆艺，明律知音均作了形象而生动的描述。

吾丘衍嗜古学，通经史，一生著书颇丰，其手迹世以为宝。主要有《尚书要略》、《晋文春秋》、《楚史祷杌》、《说文续释》、《周秦刻石音释》、《印式》、《听玄集》、《造玄集》、《九歌谱》、《十二月乐词》、《闲居录》、《竹素山房诗集》等，尤其是专为篆刻、印章而作的《学古篇·卷一、三十五举》，乃是我国最早研究印学理论的著述。三十五举详细论述了书体正变及篆写摹刻之法。前十七举论篆法，十八举后均论镌刻。并对汉印之风格特征，作了非常透彻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到，汉印何以具有如此浓厚、质美的原因所在。《四库全书提要》称《学古篇》“采他家之说，而附以己意。剖析颇精，所列小学诸书各为评述亦殊有考核。”实为精当之论。故后人奉为精典，可谓上承秦汉，下启明、清流派之典范。明初，天台人徐一夔《跋吾子行墨足迹后》云：“……先生篆隶得周秦石刻之妙，前辈论其字画，殆千百年而一见，此诚不刊之论。其法今具于所著三十五举，学古之家苟得其法于言意之表，可以脱去俗习而趋于古”。鲁迅先生也在《蜕龛印存》序中给予高度评价：“元吾丘子行力主汉法，世称景附，乃复见尔雅之见，至今不绝。”综上所述，足见吾丘衍承前启后之功，在中国印学史上堪称为一代宗师。

衍之才华不仅表现在印学和音乐律吕上，在诗歌的创作上同样造诣颇深。他所著的《竹素山房诗集》，既内容丰富且很有深意。如，在《丁未岁哀越民》诗中他写道：“越壤吴江左，州民泰伯余。田莱空草芥，井色共萧疏。相食能无忍，传闻信不虚。寒沙满骸骨，掩骼意何如！”真实地揭示了元·大德十一年（1307）两浙饥荒，越民死者殆尽，尸横越野，掩埋不及，甚致出现为图苟存，父食其子的惨绝人寰场面，使人读之毛骨悚然。又如《戊申嘉稔》诗云：“南亩晨烟白，西风万宝成。人民减饥色，井陌聚欢声，高廪还堪赋，馋乌为浪惊，耕耘岂吾事，转觉愧平生”两首诗均反映了诗人对百姓生产生活的关切心情。吾衍平生敬慕李长吉（李贺），他写的乐府诗仿效李体，诗的气韵也很相似。皆反映了诗人傲岸不羁的性格和隐世不仕之气节。如《制羽服成有作》：“我爱王子晋，飘然恣天游，碧桃舞吹笙，花落曾城秋”一开始就用了《列仙传》中，道人浮丘公接周灵王太子晋成仙的故事，反映诗人对修仙学道的向往。又如《洞山吟》并序，一口气就用了愚公移山、夸娥负山、钓鳌人、龙伯国、玄州鹤侣、玄元真人、关尹与老子等七个典故，来描述南谷社尊师，重建宗阳宫，累石为洞的神仙境地。由于用典较多，读之颇为费劲。然，有的绝句、律诗却清新爽口，如《梦 回》：“梦里看花锦绣城，浅深桃杏五霞明。觉来忍听催花雨，可是春风太有情。”又如《杨寺洞中吹箫》“独携凤管入岩扉，树拂春风草拂衣，不敢更吹天上曲，恐惊石散作云飞。”《陈渭叟赠新茶》新茶细细黄金色，葛木仙人赠所知，正是初春无可侣，东风杨柳未成丝。在五律《冻解》诗中，通过东风解冻，万象更新的描述，展示了诗人虽在病中，却充满了对美好春天的深爱，“冻解群生发，乾坤万象新，恋晴瞻晓日，卧病惜佳辰，尧典文章在，周原草木春，吾衷已如此，未省笔如神。”在其诗集中，还有不少反映诗人惜时光之易逝，叹壮志之难酬的无奈，诸如“昼眠方叹息，好景易蹉跎”，“道在非弹瑟，途穷岂折腰”，“年光忽去足可惜，壮心空在每多违”等等。清·乾隆《四库全书》总篆官纪昀，在《竹素山房诗集》提要中，评价吾衍诗云：“其诗不屑屑谨守绳墨，而逸气流荡清新，独辟尘客俗骨·扫殆尽，可称一时作手”。这是十分中肯的论述。

吾丘衍性格怪异。华川人王掉《吾丘子行传》云：“衍，性放旷，少检束，眇左目，跛右足，风度特徜，而一言一笑皆可喜，对客辄吹洞箫，或弄铁如意，或援笔制字，旁若无人。”太原人王行，于《吾衍传》中这样描述：“衍每常独行不求侣，明霁时日，之湖山间无定适，任步所至便道以沽酒饮。微醉箕踞，长歌其所为乐府诗歌，已辄，放声恸哭乃返家。……当月明之夜，则持洞箫，骑屋脊而吹，声怨怆而·壮。”衍性格之所以如此，这与其生理上的缺陷相关。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就因为此，而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可通过读书而求得功名，如此沉重的打击，以致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难以弥愈的创伤，也造成了他孤寂、傲慢和不求荣进，超然忘世的性格。

衍年四十尚未婚，娶宛丘买酒家赵天赐孤女为妻妾。赵女曾为他人妇，因遇灾年，逃回娘家。其父隐匿不言，转嫁与衍。逾五年，原夫察觉妻事，诉讼于官，又加妾父造伪钞事发，衍受牵连被捕而受辱，逐生死念。一日，往老友仇仁近舍诀别，不巧，友晨出未归，遂留一诗于案：“刘伶一锸事徒然，蝴蝶西飞别有天。欲语太元何处问，西冷西畔断桥边。”仇仁近归来见诗，怪觉语意异常，随即寻访衍处，不知所往。次年2月，吴人卫天隐以“六壬”占卜，说衍骨埋泥已九十日。筮词与留诗相吻，始知子行已投水而死，第子为其招魂葬于西湖之滨，老友胡长孺为其铭。然，投水自溺，既不见尸骨，又与其性格不符，情理不合。故时人不信，王行在《吾衍传》中就提出质疑：“人咸其（丘衍）”高不受屈，或是褊心轻已自丧，其不受屈非也，褊心则然，谓其轻已自丧过矣。以衍之不肯妄知人，与观其长歌为大恸时意气，彼此自负者甚重也。”也有人从吾子行所作的《送人归隐》一诗中探由揭秘，该诗云：“郭台贤梦远黄金，奕奕良材竟陆沉，朽索岂维千里马，樊笼难畜九皋禽。云宵我漫存高志，竹素君能契夙心。此去扁舟忽回首，他年野服重相寻。”联想其在诗文中，对修道炼丹情景的多次述写，揣测其早有遁世之想，适累妾家讼事，故借诗假死，隐姓埋名，遁归开化故里而颐养天年。民国《衢县志》载《涤襟楼笔记》也认为“后以妾家遁归，隐居开化山中。杭之生徒以为赴水死，乃招魂葬于西湖，失其实矣。”

吾衍已故695年，对其最后归宿虽尚有争议，但他留下的传世著作，无论在中国印学史上，还是在文坛、诗坛上所作的贡献，都将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