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读书事迹材料5篇

想必很多人在工作中都遇到过要写事迹材料的情况吧，大家在撰写事迹材料的时候肯定要注意态度端正，以下是本站小编精心为您推荐的名人读书事迹材料5篇，供大家参考。

名人读书事迹材料篇1

邴源是三国时期的魏国人。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这使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更加艰难。邴源是个求知欲很强的孩子，可是家里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更不用说拿钱供他读书了!

邴家附近有一所私塾，每天他都能听到从里面传来的读书声。一天，他从私塾门口路过，想起读书的事情，鼻子一酸，不禁大哭起来。私塾先生听到他的哭声，走过来问他怎么了，邴源抽噎着说：“我真羡慕那些能读书的孩子，我的家里很穷，没有能力供我读书，因此我的心里很难过，就哭了起来。”私塾先生听后，觉得象邴源这样渴望读书的孩子很难得，就对他说：“孩子，你要是真想读书，就到我这里来吧，我不收你学费。”邴源一听，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连连向老先生表示感谢。

邴源天资聪颖，再加上读书很用功，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学会了其他孩子几年才能学会的东西。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汲取知识。长大后的邴源依然很爱读书，经常到各地去拜师求学，后来他的学问日益增多，向他求学的人也多了起来。

生活在贫困家庭的邴源，从小就对读书有关浓厚的兴趣，他对知识的渴求感动了善良的私塾先生。最终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在学习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青少年来说，大家一定要珍惜当前良好的学习环境，更加勤奋、更加努力地学习，争取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亲人。

名人读书事迹材料篇2

曾国藩，清代名臣，他既是镇压太平天国将士的刽子手，又是一个治学严谨、博览群书的理论家和古文学家。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人，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一个穷山僻谷的耕读人家。他一生勤奋好学，以“勤”、“恒”两字激励自己，教育子侄。谓“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事事松弛”。他抓住一切读书的机会，死前一日犹手不释卷。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它们是：

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读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十二、夜不出门。

曾国藩的这十二条读书规矩，前三条是为读书做准备的。第四、五、九、十、十一条是读书的方法;而第六、七、八、十二条看起来似乎与读书关系不大，实质上是要求自己集中精力读好书，因而这看似关系不大的规矩，却是保证读书质量的重要手段。

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在军务繁忙之际，犹定申、酉、戌、亥四个时辰温旧书，读新书，偿外债(指诗文债、字债)，写笔记。同治元年(1862年)，他任两江总督，白天忙于军政事务，夜里仍温读诗文。他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初一起写日记，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二止从未间断，数十年如一日。

他不仅勤于读书，而且善于读书，深得要领，曾说：“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语。”其见解可谓精辟至极。曾国藩读书注重消化归纳，从而提出自己的精当见解。

他很重视做读书笔记，除经史外，常随手摘记，使得他的读书精深有用。曾国藩曾说：“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训，不手抄则不能记。”曾国藩喜欢读史，曾写成《历代大事记》数卷，以此作为重要的读书方法。

曾国藩的读书特点是：日课有程，持之以恒;博求约守，不拘门户;提要钩玄，善于概括;挈长补短，与时变化。曾国藩的这些读书经验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名人读书事迹材料篇3

大约是20多年前吧，报载钱钟书对开名人纪念会的事相当反感，有云：“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这个六“不”，当时固然作为美谈，但是否也反映钱氏的冷嘲风格，有如《围城》的冷峻甚或刻薄?一些学人心中恐怕也不是没有这个疑问的。

实际上，我是比较早看到钱氏这个说法的。当时我在华中师大攻读博士学位。华中师大是钱钟书的尊人钱基博的终老之地，华中师大领导决定于1987年钱基博的百年诞辰时开个隆重的纪念会。其时钱钟书的学术声望正蒸腾日上，学校自然想邀请他出席。华中师大与钱钟书有关系的教师也还有一些，如石声淮教授就是钱钟书的妹夫，但当时华中师大领导却选定彭祖年操办其事。彭祖年抗战时是湖南安化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就是以它为原型的)国文系的学生，是钱基博的弟子，当时正写完钱基博的传略，便在寄传略给钱钟书审阅时，提到学校要举办纪念大会的事。彭祖年也是我的外公钟钟山的学生，我在华中师大时与我来往较多，有一天，他告诉我：“钱钟书复信了，他对纪念会有看法。”并给我看了复信的全文：

祖年我兄大鉴：

音问久疏，忽奉惠书，并示先君事略，感刻感刻。谨删易数字，以塞虚怀。纪念会事，盛意隆情，为人子者，铭心洽髓，然窃以为不如息事省费。比来纪念会之风大起，请帖征文，弟概置不理。今年无锡为先叔父举行纪念会，弟声明不参预。三不朽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也。贵乡王壬秋光绪九年日记载《端午》绝句云：“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慨乎言之，可以移咏流行之某某百年诞辰纪念会矣。弟去冬患血压高，服药稍减，尚未平善，又不慎中寒，喘疾几复发。草复，不尽。

这封信，应该是写于1987年8月前某个月的20日，因为钱钟书在1987年8月31日给华中师大的表示不能与会的信中提到前已有彭先生写信给他，其复彭信当在此前。当时我看了信，感觉其中颇多感慨之语，必有深故，因与彭先生甚熟，遂叩问之。彭先生便与我说个大概——

抗战胜利后，钱基博到了华中大学任教。华中大学后来改制为华中师范学院。1957年鸣放时，他写了一信给上级机关提了一些意见，其时年事已高，身患重病，便托其婿石声淮寄出。石迁延多日，朋友也都说不寄为妥，但拗不过老泰山催促，终于寄出了。事情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钱基博被错划为右派。当时的华中师院领导，大概也还有点“人道”，鉴于钱基博已经病重，便不将这个结论告诉本人。然而右派必须接受批判，如何处理呢?那就将其女婿石声淮找来代替其岳丈挨批。钱基博本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个右派。这就其心理来说，自然算是大幸;然而就其人生来说，却不能不说是大悲，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的身份。钱基博在五十年代初就将自己的图书和文物捐献给了他最后服务的大学。我当时在图书馆看到的许多线装书，就是出自钱基博之赐。钱基博死后，留下几百册日记，其中大量的是学术笔记(钱基博的许多学术著作都是从日记中抄录而成的，如《中国文学史》《湖南近百年学风》等)，由石声淮保管。“-”中，石鉴于笔迹留存之可怕，遂全部销毁——当时连郭沫若都说过他的著作应该全部销毁，遑论他人。“-”结束，石的朋友们无不责怪他毁弃老师的心血。他非常无奈，说当年投信错了，汲取教训烧毁日记又错了，如何是好呢?

这些情况，钱钟书不会不清楚。时过境迁，作为主事者，彼时有彼时的政策与人事，今天已经翻开新的一页，自然要一切且向前看。但作为受事的一方，却很难不将此看作历史延续，能不感慨系之乎?我记得1979年春，北大为熊十力开平反追悼会，我外公接到邀他出席的信函，他对我说：“我怎么能去呢?”其中固然有身体上的原因，却也不无几多感慨在其中啊。

博学强记的钱钟书，遇到这样冰炭两重天的事，心中立刻浮现王壬秋“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的诗句，并写出来给老熟人以抒发其感慨。六“不”之言，原为此伤心之忌日翻为他人嬉笑之令辰而发，并非无端之嘲讽也。

名人读书事迹材料篇4

一九五二年底，六十七岁高龄的董必武同志作了一项决定:重新开始学习俄语。

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董老担任着国家的重要职务，工作极为繁忙，况且年纪又大，记忆力也差了，学习外语该有多困难啊!

董老想了个巧妙的办法，他将俄文生词，每五个写在一张卡片上，并风趣地称作一个小队，每十个词称作一个中队，每二十个词称作一个大队。又把两个大队称作一个联队。生词写在卡片正面，中文解释写在背面。随后，象掌握自己的部下那样，先认第一小队，再认第二小队，接着将两个小队合起来认，作为中队检阅多记熟了之后，再认第三、四小队，然后将三、四小队合并作中队检阅，以后再将两个中队合并作大队检阅。用这种“检阅”法记单词，效果很好。

由于年老记忆力差，一个生词往往花了好大的气力才记住，可是过一会儿又忘了，董老就反复地认、记、背。有时因为咳嗽得很厉害，医生让他躺在床上休息，可他仍然坚持给生字标重点，即使在病床上也不间断学习。

董老说:“我决不灰心，就是这样搞，记生字，每天总有可能增加儿个。”

十几年后，董老保存下来的外语卡片，上面抄录了一万零五百多个单词，甚至连剧目单、会议签到卡上面也写下了外语单词。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董老长期艰苦的努力，终于达到了能阅读一般俄文文章的水平。仅俄文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董老就读了四遍，抄录了四套生字卡片，共一百零五张，记录单词二干九百二十八个。

“学习当如卒过河”，这是董老八十七岁时留下的名句。在学习的道路上，象中国象棋中的过河卒子一样，一步一步，奋勇直前，这不正是董老学习精神的最好写照吗!

名人读书事迹材料篇5

余秋雨是着名的文化学者，他的《文化苦旅》和《中国文脉》丛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书中对中国文化深刻的反思和认识，让许多人追捧。可你们知道吗，这与余秋雨先生的幼年读书时光有密切的关系。

余秋雨的童年是在余姚县桥头镇度过的，乡村的生活简单、清贫而又快乐。从上海来的母亲几乎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在村子里开办了一个免费的识字班。儿时的余秋雨跟在母亲身边玩，竟然也认识了不少字。

4岁那年，余秋雨背上书包走进了乡村的小学。小学有一个图书馆，有几十本童话和民间故事，十分诱人。但几十本书怎么能满足得了几百名学生呢?老师想出了一个办法，写100个毛笔小楷字才可借得一本书。余秋雨的毛笔字，就是在那时打下的根基。他在回忆那段日子时，曾说：“我正是用晨昏的笔墨，换取了享受《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的权利。直到今天，我读任何一本书都非常恭敬，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在余秋雨11岁的时候，为了能让他有更好的前途，他们全家借住到上海市区。余秋雨在上海报考了中学。

中学的图书馆不小，但每天借书都要排长队，而且想借的书十次有九次都被借出去了。后来，余秋雨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一个叫“上海青年宫图书馆”的地方借书比较方便，就立即去申办了一张借书证。青年宫在江西中路200号，快到外滩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人们每天都吃不饱。余秋雨在晚饭后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青年宫，走到一半就饿了。当他走到图书馆时，离人家关门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从青年宫图书馆把书借出来也不容易，所以余秋雨只能在那里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等找到书，就只剩下半个多小时了，能读几页?但是，就为了这几页，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每天忍着饥饿走一个多小时，看完再走一个多小时回家。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精神怎能不让人为之感动?

正是少年时那段艰辛的阅读时光，为他今后的文化之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余秋雨的《长者》一文中，我们还看到了余秋雨在年轻时发愤读书的情景。1975年世事纷扰，29岁的余秋雨因肝炎回乡下养病，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被安排到了奉化山间的一个蒋经国的图书室，专心阅读了当时很难找到的《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书。这简直是上天的一个有意的成全，也使得余秋雨像金庸笔下的人物，仅有高人指点还不够，还让他在某山某洞中获得某种“武功秘笈”。这次阅读对余秋雨无疑是重要的，因为这正好和他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张可的指导互为补充，形成双翼：张可指导他接触西方文化，这次他却走进了浩瀚的中国历史。

关于读书的方法，余秋雨有一个着名的“畏友”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