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禾变奏曲

自古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又称普通老百姓为“柴米夫妻”，可见柴的地位之高。

自从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取火用火以来，柴就一直陪伴着人类到如今。想象那个时候，定然漫山遍野的都是柴，没有人会去多思考什么，只管捡来就烧，而且还整天不熄，用以保留火种和防御敌害。

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人口的不断增长，有越来越多的山林被砍伐，土地被开垦，柴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封建社会的大地主不是能占有几十里甚至绵延几百里的柴山吗？而有的穷苦农民却手无寸地。柴这种古老的能源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渐渐成为“私有财产”。

随之而来的还有柴的交易。一些人开起了柴行，专门从事柴爿、毛柴、木炭之类的经营。许多贫苦农民就以卖柴为生。一担柴挑到集市上卖掉，换回一二升白米以养家糊口。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便是此情此景的生动写照。

依稀记得，我幼年时家里是不用为柴而担心的。那时候，我的父亲高大而雄壮，有的是力气。除种好土改分得的几亩水田外，还向别人租种了好几亩，所以作为“副产品”的软柴——稻草，用作燃料是绰绰有余的：屋后的草房里堆满了成捆的稻草，直到碰着屋顶为止。草房后面的竹园里还堆着一个个的稻草蓬。这种稻草蓬说也奇怪，一个个古堡似的排列着，远看还颇像现今的装置艺术。它的底部较小，逐渐向上扩大，到中间时又向上逐渐收拢，到顶上便扎起成葫芦状。不管多大的风霜雨雪，它的里面不会淋湿不会霉烂。天晴时摘去葫芦顶，想取几夹就取几夹，取完后再把葫芦顶放回去，就又成了一个完整的草蓬了。

每当要做饭时，矮小的我便去草房里抱一捆草放到灶间里。取完了草房里的就取外面草蓬里的。日子长了，草蓬底下竟然有老鼠生儿育女了！

每逢新年前夕，父亲会早早地去准备一些硬柴来——劈开的圆木、杂木，以备蒸年糕、煮粽子、酿白酒及烧猪肉等“大市面”之用。

那时，一般的毛柴杂草之类在附近田坎、地边和沟边就有。但许多人宁可跑到十里路以外的山上去砍好柴，而不愿在附近砍那些小毛柴乱杂草，认为那是不光彩的，会被人笑话的。

以后村里成立了互助组，继而又进入了高级生产合作社。建设啦发展啦样样都关乎国计民生，唯独柴火对于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来说，好像是生来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根本没有人会去担心这个问题。

直到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大办公社，大办食堂。人们似乎是个个翻身做建设新农村的大事，从此再不用为琐屑的柴米油盐操心了，把长期用来烧饭的灶头都扒掉了。每当早中晚饭时，各家各户男女老少提着各种各样的食具去食堂排队领饭。饭菜凭饭菜票供应，要多要少随你自己所需。那时饭多得吃不完，有口号曰：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后期，由于人祸天灾，不但定额粮越来越少（最少时相当于现在的210克），而且眼看着柴禾也越来越稀缺，“无米之炊”固然不易，“无柴之炊”则更令人尴尬了。这关系到全大队千余人的吃饭问题，于是全队总动员：凡是有劳动力者，均要完成相当的砍柴任务才有饭吃，否则不发饭票！后来竟然弄到食堂主任亲自挂帅上山砍柴的地步。再后来有人居然脑筋动到那些暂时无人居住的旧房和危房上去了，七八个壮劳力用刀把般粗的绳子硬是把房架子拉倒拆毁，上好的木料即刻化成了炉中灰。最后，终因弹尽粮绝而解散了大食堂。

紧接着，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开始了，不知又浪费了多多少少的能源与资源。那可是个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的特别头等大事，哪个敢怠慢？不去说煤，单讲这柴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优先供应“优质”好柴。

到了后期，大概实在勉为其难了，也不知是哪个人的大胆的“创举”，把封存了几十年的安葬着祖祖辈辈尸骨的骨洞都敲开来（一种用石灰、沙子为原料的建造在地面上的窑洞状的坟头），拉出里面的棺材来烧小高炉，弄得尸骨狼藉，触目惊心。有的尸体还未完全腐烂，那情状真是惨不忍睹。我的外公和小舅的尸骨也差点成了无主之物，亏得我发现及时，夜里安排了几个亲戚，偷偷摸摸地把两具棺材抬到山上草草掩埋，才算幸免于难。

我所就读的学勉中学旁边就是一个“大型”的炼钢基地，十几只小高炉日日夜夜喷着浓浓的黑烟。旁边堆着一块块的棺材板像小山似的，另外还有一小堆白骨。

大炼钢铁的结果是：烧出来的“钢铁”无非是铁矿石、石灰石、煤渣石等等的混合烧结物，连铺路都用不着，但“钢产量”总归算是上去了：某某高炉日产钢铁几千斤，某某高炉日产钢铁几万斤……

曾经有段时间，公社的领导也想把柴火问题来个大跃进：发动群众大办沼气。大队里造了个四五米见方的大池，什么青草啦、人尿粪啦、牛屎猪粪等杂七杂八的东西统统倒进池里作为沼气原料。家家户户门前也摆起了各式各样的坛坛罐罐，里面装满了自家的人粪尿，顶上面用烂泥封口，从外表上看去，活像一只只腌菜坛。到后来无非是弄脏了这些坛坛罐罐，哪有什么沼气可燃？

到了一九六零年，眼看着缺吃少喝的“山重水复疑无路”了，于是上面号召“大办粮食，以粮为纲”：大开荒山，见缝插针，荒山开出归己耕种，十年不动，以期“柳暗花明又一村”。饿急眼了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向山上进军了。劳力强的早早地圈起了大片的好地，劳力弱的只好啃些别人剩下的“骨头”。人人起早贪黑，个个汗流浃背，甩开了膀子大干。大有“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的气势。一座座绿茵茵的柴山变成了一片片光秃秃的土坡。仅有的人粪尿、土杂肥等都搬上了山。满山满垄的麦子、红薯等将秃头山重又打扮得郁郁葱葱，其结果是山上大丰收，山下遭了殃。大田里由于缺肥缺劳力，水稻麦子长得象祭祖的棒香一般，比之更甚的是久居江南水乡的乡民居然有幸见识了“泥石流”：一场大雨山水夹着泥沙奔腾而下，山坎陡坡顿作摇摇欲坠状，山塘沟渠里一片混沌。年年修水库，沟渠却年年受水灾。难怪那时一些老年人叹曰：田荒出草，山荒出宝，山头开塌，百姓饿杀！当时我对这两句顺口溜颇觉反感：好像有些反动。现在想想还大有道理呢。

前面说过，我们诸暨乡村历来把稻草作为主要的柴草。而在那个年代，长期提倡的是种矮杆稻，把种不种矮杆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对待。有口号云：挑担靠矮佬，吃饭靠矮稻。稻草连头带尾尺把长，这样一来烧柴的问题雪上加霜不说，最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草房户。我们小队是草房大户，共有十来户，每年初冬都要换一次稻草。起初每间草房尚可额外照顾一亩田稻草，而我家的草房主要为堆放柴草杂物之用，故不算住房，只能照顾一半。后来因草房户逐年多起来了，照顾也相应地减少了。再后来不住人的草房干脆取消了照顾。这可苦坏了我们，没办法，只好把作为柴火的稻草尽数的盖了草房，再向人家买一些，最后将旧草房换下来的烂草横挑竖拣，矮中取长地添进去，剩下实在用不上去的头头脚脚才用来烧饭。可叹那个味道是实在令人难受，一顿饭烧下来，满头满脸的草须和草灰，连鼻孔都熏得墨黑。这样苦熬了几年，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狠狠心：随它去吧！失修的草房顶渐渐地烂得七洞八穿了，又长起了尺把高的青草。终于，草房被侵蚀得还原成了一块黄土地。

还是小学生的我，为弥补家庭柴火之不足，每年假期里都得义不容辞地挑起砍柴这个担子，也许因为这是个老少咸宜的活吧。我那时人长得很瘦小，柴山离家又较远。一担柴从砍好捆好到装成担时已是元气大耗，再要挑着沉重的柴担回家，困难可想而知。如果顺顺利利的倒也罢了，就怕遇到柴担装得不好而半途翻倒，那就有的苦了：你得把凌乱的柴枝重新费时费力地装成担。经过这一番折腾，人是吃力得两脚蹲地，象运动员举重那样才能勉强把沉重的担子撑起，咬着牙挑到晒场上晒好，这才能去洗澡。到吃中饭时，整个人象散了架那样，两边肩膀又红又肿。至于砍破手指，戳破脚趾，那是家常便饭，从身上扯点破布包一下就算了。

一次，我砍柴砍到了一个蜂窝上，一窝黄蜂“轰”的一下子冲了出来，在我头上呼呼地盘旋着，我转身就逃，不想顾了上头未顾及下面，一个尖刀般的竹桩儿“吱”的一下戳进了我的脚丫，霎时血流如注，而且头上脸上还是没能躲过黄蜂的毒蜇，脸肿得连眼睛都并成了一条缝。没奈何，流着眼泪，一跛一跛的空手回家休息了好几天。

看着那日渐长高的柴堆，童年的我心头总涌起一股淡淡的酸涩与欣慰。烧稻草有一股清香味，甘薯藤有一种若有若无的甜味，青柴的焦涩味……在各种各样的气味的炊烟里，我渐渐长大了，成年了，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了。

终于，最艰难的时期到来了，一座座光秃秃的山头上别说有柴，连放个鸡蛋也能远远的看见。仅有的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风霜雨雪的几簇荆棘和金樱子刺蓬也未能幸免。看似令人生畏的刺条，在人们的剪刀和火钳之下，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乖乖地进入了人们的灶膛。

大概受了北方人的启发，南方人竟然也烧起牛粪来了。人们把路上捡来的牛粪象烘大饼一样，一块一块搭在墙壁上，几天后风干了再揭下来当柴烧。我们的牛远远没有北方的那样多，一个小队无非一二头牛，一天能有多少粪？又据说北方人的马粪是较干燥而又不太臭的，我们的牛粪却是又烂又臭。但为了烧饭，臭和脏自然是不在话下，连雪白的墙壁也在所不惜了。

那时我走在路上，看见一只破草鞋也会眼睛一亮，连忙拾起，如果有十来只草鞋的话，差不多可烧一顿饭了。

到了春粮收割时节，田里的麦子、油菜刚刚割去，大家便一哄而上争拔留下的麦茬儿和油菜茬儿。晒干后打掉泥，都是上好的柴火啊。有的人家老老小小都出动了，收获颇丰。

邻村有个老右派，因其贫病交加而丧失了劳动力，自然是一无所有。他所烧的竟然是人们最为禁忌的叫人恶心的棺材板。每隔几天他便拿根绳子到附近山头上背回几块。天长日久，偌大的一座山头上，棺材板都被他捡光了。

有一年寒冬腊月，连降几场大雪，眼看家中已经“揭不开灶”。我急得团团转，没办法，唯有向大自然伸手！吃过中饭，我扛了把开山锄上山了。四下里转悠张望，总算在一个山坎边看见了一个顶着积雪的楝树墩头。虽然树身早已被别人砍去了，但我知道下面还大有“潜力”可挖！我三下五除二地扒去积雪，挖去一层层的冻土，一个肥大的树根头呈现在眼前，毛估估足有五十斤重！我的心呯呯地跳着，头上冒着热气，眼前躺着的分明是个金娃娃！看着这个七弯八绕的“庞然大物”，我不知怎么办好，思量再三，只有去叫妻子来帮忙了。我一口气跑回家，把这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告诉了她。可怜我妻是个上海知青，人长得文质彬彬，眼睛外面又多了一层眼镜。在这坎坷不平的雪山上，一脚高一脚低的好不容易抬到家，慌忙从后门溜进，浑身还冒着热气，直庆幸路上没有碰到第三者。要知道那时虽然我是“贫下中农”，到底也是惧怕“破坏山林”这顶大帽子的。定了定神，我便拿出斧子柴刀对它进行“碎尸万段”，再把这雪白雪白的还渗着浆汁的柴爿烘进灶肚里，以备明天早上受用。看到吱吱作响的柴爿燃起了暗红色的火苗，我的心不禁为之感叹：待到春回大地时，你本可长出一株茁壮的小树的啊！

也是在这个冬天，本村的一个老光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竟然把柴刀劈向了曾经陪伴过他多年的一条仅有的板凳——

还是在这个冬天，诸暨火车站到了一车皮木头，立即引来了一大群剥树皮的人。大家拿着铁铲柴刀乱哄哄的争剥着，突然，轰隆一声，一根斗口大的木头从上面滚了下来，一个壮年汉子当场为“柴”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由于柴俏价高，一些卖柴郎见利忘义。一次在本镇的柴市场上，两人因手头拮据，讲好共买一捆毛柴，回家后二一添作五。不想一拆包，里面竟然滚出一块十多斤重的大石头！这还了得，两人气呼呼地赶到柴市场，一把抓住那个缺德鬼评理。在众人指责下总算补回了这笔冤枉钱，并当场叫他写了一张检讨书贴于墙上才了事。至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则是比比皆是，防不胜防了。买者也无可奈何，与之面红耳赤的争吵一番也就作罢。

为了节省柴火，人们又千方百计地在灶头上下功夫。

本来三眼灶的（有三个灶肚）改为二眼灶，二眼灶又改成缸缸灶（一种无烟囱无灶面可移动的小灶炉）。一忽儿风行起炉栅来（放在炉肚下使其下面通风），一时间商店里炉栅卖得断了档。一忽儿又流行起抱子灶来（大锅旁砌一小耳锅以利用余热），商店里小耳锅又大俏……

经过再三改装，终于大家都盛行起风箱灶来了（在灶肚里凿一洞，外接一台小风箱用以鼓风助燃）。有了风箱助燃，有些生活垃圾也可烧火了。还有酒厂里做劣质酒余下的酒渣，粮管所里碾稻谷后的砻糠，木材厂里锯木材时的木屑……这些都是风箱灶里上好的燃料。但这类东西是要有路子开后门才能办得到的，一般人都只能可望不可及。

从此，每到早中晚饭时间，各乡各户便响起了颇有节奏的噼啪噼啪声，此起彼伏，宛如什么自成一派的交响曲。

上面当然也看到了燃料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经过大会小会，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扭转北煤南运！扭转南粮北调！大幅标语赫然贴在区委大院两旁，“夺煤指挥部”的大招牌悬挂在墙上，你拿镐我拿锄的分头寻煤矿去了。怎么找呢？不管，凭着感觉凭着想象，这个山坳里挖一挖，那个山头上炸一炸，偶尔也弄到一些似煤非煤的黑石块——美其名曰“石煤”。此事又是以虎头蛇尾地白干一场而告终，我们这种地方原不是生煤的地方！

那个年代又是最讲路线斗争的年代，政治正确是头一位的，有人用人力车到外地去运些毛柴来买卖，于己可赚点油盐钱，于人可缓解一下缺柴之苦。然而，这事关“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背地里偶尔弄几车，万不可明目张胆地推着车“哥哥大胆的往前走哟”

那一次，从生产队收工回来，已是“金乌西坠”，邻居小陈约我到里山的一个亲戚家去领领柴的行情。两人满怀憧憬，一路紧赶慢追，到得亲戚家已是“玉兔东升”了。不曾想我们一开口说明来意，对方竟是“谈柴色变”，说话都压低着嗓子唯恐隔墙有耳。原来他们村是全县绿化工作的先进典型，哪里还好“出口”柴草？如果被人汇报上去，是要取消当年的分柴资格的。我俩倒吸一口凉气，二话不说，怏怏而归。

那几年我的堂舅每逢大年初一,人家新衣、新裤、新帽、新鞋，趁难得的几天假期走亲访友喝茶吃酒的时候，他都不声不响地上山砍柴。因为我们那里有这样一个一直流传下来的习俗：大年初一，任何砍柴者随便到哪个山上去砍柴都是没有人会为难他的。所以他要抓住这个唯一的大好时机好好干一番。

生产队第一次开放柴山（注：平常日子是不能随便上集体山砍柴的，常年有专人看管），头天傍晚，高音喇叭里通知了这个重磅消息：各户社员明天到畚斗山上砍柴，自砍自要，山下过称，每斤一分五厘。整个村子即刻间骚动起来，家家户户进入一级备战状态，冲杠(二头削扁的毛竹杠)、柴刀、绳子全数备齐，有板车的人家马上对车子来了个全面检修，自家没有工具的赶紧跟邻村去借，缺乏劳力的火速求亲告友到处央人帮忙。当然还不能忘记带上干粮水壶等等。是夜，家家磨刀嚯嚯，人人摩拳擦掌，大有气吞柴山之势。害得几个失眠者是整夜辗转反侧，几次惊醒，误把月光当天亮。

凌晨三点即有零星先遣部队出发，到了四点光景已是大队人马开拨了：人声嘈嘈，人影憧憧，大伙儿浅一脚深一脚地涌向山包。一眼望去，看不清哪是坑哪是沟，分不清哪是柴哪是树，只听得满山都是蓬嚓蓬嚓的砍柴声，到了天亮一看，嘿，柴叶上面的霜都还白着呢！

等后来者赶到，已是满山狼籍，“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剩望山兴叹的份了。

自从田地承包责任到户，柴火问题在不经意间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先是水稻产量比以前生产队时翻了一番甚至两番，当然稻草也相应的多了许多，一般农户基本上能做到自给自足了。再后来搞改革开放，煤饼煤球之类渐渐流进了农户人家（这煤饼以前可是城镇居民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一般农家是根本沾不上边的。我曾经为此到我县城的二哥家挑着几十斤煤球来回走了八十多里，天又冷路又滑，一只手撑扁担一只手撑雨伞，回到家一看，煤球几乎成煤饼了！）尤其是近几年，煤气天然气又大量涌入了寻常百姓家，啪嗒一响，蓝光起处，大火小火任你调，清洁、方便、美观，做饭炒菜又快又好！（记得十几年前，我到上海岳丈家看到他们烧煤气灶，感到多么新奇和羡慕！而现在你只要多付二、三元钱，液化气瓶就能送到你家门口，你说方便不方便？）

除了煤气，还有电饭煲、“热得快”，甚至微波炉电磁炉之类也屡见不鲜了，灶头不再是以前的土灶头了，变作雪白的瓷砖贴面的新式灶，小巧的鼓风机代替了风箱，过去又黑又脏的灶头间，现在竟变得比以前的客堂间还要漂亮。

人们渐渐对柴草之类不那么钟情了，因为它烧起来太麻烦还脏，谁不愿省下时间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谁忍心让漂亮的房子被烟熏火燎着？尤其是稻草，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为图省力竟然在田头就地解决：一把火烧而了之。广播电视也开始宣传秸秆还田。这又使我想起一桩现在说来匪夷所思的事情：生产队分稻草一般是在田头讲夹数而分的，一夹稻草能晒成干草一斤多，有个颇为精明的社员竟为账面上的半夹草而和分草的会计大吵了一架。这种苦涩的笑话我想再也不会重现了吧？

现在只有个别不甘寂寞的老农还在山上砍柴，或几个节俭的中老年妇女拾点枯落的松针之类的作为引火柴。至于青年人当然连柴刀柄也未曾沾过边。各柴山的专管人员也早已撤掉了。人们打个二三天工就可买上一罐液化气，能用好几个月，谁还那么傻去费那个力气？

如今的山上，到处是青松翠竹藤缠树绕的茂盛景象，羊肠小道早已湮没其中，快活的林鸟叽叽喳喳，偶尔还可见灵活的野兔出没在草丛间，中断了多年的山泉又开始叮叮咚咚地流淌。

贫贱而宝贵的柴，你曾经给人类送来了多少温暖与富足，光明与安宁，令多少艰难而顽强地活着的人为你欢喜为你忧，又有多少“卑微”的生命为你竟持械武斗，甚而引发宗族大战？如今你渐渐归隐大自然，而人继续往前走，只在心里留一个或者过于真切或者渐次模糊的影子。我甚而怀疑长此以往，这源远流长的“柴米油盐”是否会演变成“煤米油盐”,“电米油盐”抑或其它今人无法想象的说法？


苗夫草于一九九O年八月,重写于二OO二年二月